本报讯记者田爱丽报道 正当中国加入WTO的曙光已清晰可见的时候，在2001年大京九物流(常平)论坛上出现的樊纲，针对全球新一轮的经济一体化，结合区域经济协作地带的实际情况，提前进行了一番评点。

　　加工贸易提供中国大发展机遇

　　对于加工贸易，国内曾引发过很大的争论，樊纲指出，世界范围的加工贸易和世界领域的零配件采购，导致了全世界的物流要素相互流动，已经很难界定商品的国籍了。对于这样的经济一体化体系，如果中国不成为其中一个环节的话，就不存在所谓的要素流动，“人家不和你玩儿”而逐渐被边缘化，这样很可能会惨遭世界淘汰。但是，中国一旦加入到全球生产和物流网络，科技创新也会随之而来，而中国则可以一边壮大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一边发展高科技生产。

　　况且作为高科技密集型行业中的传统产业，加工工业可以使中国上亿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镇，从而加速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以此来解决内陆与沿海目前一系列的利益冲突、矛盾冲突以及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从区域角度来讲，大京九沿线的人口则应向沿海地区转移，在沿海地区形成大量的城市带和劳动群是趋势所在。现在中国确实已经加入了全球化之中，因此中国的沿海经济带很有希望成为全世界的加工基地、全世界的生产基地，这也是中国大发展的大机遇。

　　政府成本决定经济水平

　　一个地区能否发展的决定因素很多，沿海、沿江、沿路的城市意味着离市场比较近，其地理优势明显，不可否认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而珠三角、大京九沿线的区域也拥有这种得天独厚的低成本地理位置要素，但樊纲提醒到，这不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樊纲认为，最重要的是体制因素，以及接下来的基础设施。对企业来讲，政府在体制和基础设施两方面将会对企业的生产成本产生影响。搞硬件基础设施建设要收税，税收的高低就构成了政府成本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然后，政府的工作效率、行为方式、审批程序等软件条件则构成了企业另一部分的所谓政府成本。企业需要支出的两项成本，一个是政府建立公共设施的公共成本，通过政府来协调；一个是政府作为一个组织，作为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企业所付出的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人力、物力、财力就是政府投资的成本。

　　而这两者的关键在于政府的体制改革，政府的效率、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和日常工作的效率，这些是最终决定一个地区发展水平高低的因素。樊纲提出，进行政府体制改革，即减少审批程序，努力提高政府效率，增加透明度，减少腐败，为投资提供更好的体制环境，尽量减少政府在软、硬件方面的成本。

　　此外，尽可能搭别人的顺风车，不要凡事都自己干，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发展。樊纲指出，珠三角有太多的机场，这对于政府软、硬件的成本都是一种资源浪费。他说，珠三角完全可以通过修建高速公路连通各地的交通，搭借相邻地区的机场便车，以此降低税收、降低政府投入成本。

　　拒绝吸纳人口必致经济萎缩

　　沿海地区将来会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而且发展趋势势在必行，因此樊纲建议，沿海地区有条件的地方无论市、乡、镇都要把自己将来的发展规划制定成大城市的标准。但目前在没有规模的情况下，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企图一下子把自己发展成大型城市，如果这样政府承担的成本不仅相对过高，而且对于该地区现有的经济发展负担也太重。樊纲说，台北的桃园机场只开发了当初设计规划的一半，而这一半就用了30年，而剩下的部分则可以随着经济的发展再逐步拓大。中国内地资源奇缺，政府成本更奇缺，如何节省这些成本，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成为当务之急。而政府的规划要分为两块，软件通过改革改善，硬件则想办法用较小资源去办较大的事。

　　由上面的分析不难得出，加大人口的迁移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迫切办法，而对于地区自身的利益而言，人口越多则导致经济发展的基础更广、后劲更足。樊纲提出，现在有些地方把吸收人口当作负担，拒绝吸纳新的流动人口，以致过早提高当地的劳动力成本，促使当地的经济放慢发展步伐，甚至停滞萎缩。

　　樊纲指出，吸收一般劳动力可以保持劳动成本的低廉，而这也是中国目前竞争的优势，以此吸引国外资金，参与生产要素的流动。并且由于人口的聚集，相对的扩大了市场的消费范围，从而推动服务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也可以带来税收的增长，并以此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政府资本的积累。他表示，只有不断流动的人口，城市才有活力；不断吸纳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