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文

　　谨慎地环视之后，我不安地察觉到中国经济正陷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最严峻的战略困局中。理由有三：

　　一是“日本病”的痕迹隐约可见。在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三种态度即“驾驭市场”、“ 增强市场”和“紧随市场”(政府承认自己经济干预能力的有限性，遵从市场信号尽量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中，日本是“驾驭市场”(政府通过所谓“强政府”的“产业政策”来超越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增强市场”(即政府以为市场是某种外在变量，可以通过关系型融资等奇思妙想来使得“市场机制”更锐利)型的，遭受的惩罚最为严厉，财政货币政策双失灵。而中国渐进改革积累的弊端，从银行业到证券业，从国企改革到社会保障，哪一点不带着深深的“日本病”的痕迹？如果说国家在1992-1996年是遍撒银钱，则1997年至今则是奋勇举债，而货币财政扩张空间则日渐困窘。内部困局的明显标志是：重燃经济增长引擎的改革“突破口”已从视野中消失。因此，从内部宏观经济形势来看，如果下半年不增发国债，那么估计全年GDP增速将很难超过7.5%，而持续发债本身则将给中央财政带来更为沉重的压力。

　　二是全球“新经济”步入中期调整，其对中国经济冲击甚于亚洲危机。鉴于美国出现了个人消费已明显疲弱、新经济泡沫仍在挤出、已“空心化”的传统制造业难以重新夯实等现状，其经济必然将步入“L”型的中期调整。(市场普遍预期美国经济一季仅增长了0.5%，远低于其宣称的1.3%。)而美国经济每向下滑落一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就将跌落0.4个百分点。因此，美国经济滑落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或影响，可能较之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来得更为猛烈和持久。况且，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战略意图也极不清晰，国际贸易素来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且带有极其鲜明的、以得自美欧的顺差支撑对亚太周边经济体的逆差的特点，故，今年我国贸易能勉强保持平衡已属不易，2000年度强劲的外贸增长显然将在今年急剧失速。

　　三是APEC面临挑战，中国需重新定位和整合亚洲经济。目前，中国经济在亚洲的战略定位也摇摆不定。包括北美、南美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34个国家、8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有关协定将以2005年1月1日作为谈判达成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最后期限，并在2005年年底前由各国审议通过，正式生效。这样，欧盟、FTAA和APEC三大区域性组织构成全球贸易和投资基本架构的格局将基本确立。美国将产生新一波的面向美洲内部的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相当多的亚洲开放经济体也正对FTAA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如果中国不能在经济成长方面有出色的表现和战略定位，填补美国因启动FTAA而对APEC丧失的热情和形成的真空，并因此留住亚洲开放经济体因APEC的清谈和制度建设迟缓而东进的步伐，那么，中国将面临更为分崩离析、而不是更为整合的亚洲经济。

　　我的结论就是，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后亚洲危机的战略困局中。这种困局不仅仅是因为启动内需、结构调整等因素造成的，更深层地反应出20年来中国经济已从轻重不彰的封闭经济成长为全球化中的大国经济，因此需要自身在多边架构中作出更长远的战略性定位和策略。亚洲危机时，中国曾以外贸零增长和人民币不贬值创造了199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而今，也许需要中国有成为世界制造业重心的战略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