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单羽青 杨良敏 要给应对全球经济放缓开出一剂有效的良方显然并非易事，尤其是不确定因素还在增加之时，如何了解未知、把握方向对每个人都是严峻的挑战。

　　在6月13日召开的“全球经济放缓与中国的对策”国际研讨会上，几十位中外专家对此各抒己见，短短一天时间，乐观的估计和不怎么乐观的评价碰撞，不同角度对事实的判断交相辉映，使人们对全球经济放缓的认识更有可能接近实际，对于经济发展的决策更富积极意义。

　　展望世界经济 有悲观有乐观

　　研讨会第一单元主题为“世界经济形势展望”，虽然两位发言人均来自世界银行[微博]，但带来的消息却一好一坏，各有侧重。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汉斯·第默先生现负责世行发展展望组下的全球趋势小组的工作，他说，“研讨会的举行非常合适。美国的经济放缓比软着陆更加严重，日本仍处于衰退之中，并缺乏刺激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最近公布的一些主要指数表明，欧洲的出口情况正进一步恶化，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从去年30%的高速度减缓到了今年的4%，并进一步加剧，东亚出口增长的势头也在放缓，因此，举行这个研讨会时机非常合适。”

　　根据许多实证研究的图表，汉斯·第默分析表述了世界银行最新的研究成果，他乐观地认为，尽管存在非常严重的风险，但全球经济的迅速反弹还是可能的。

　　在汉斯·第默看来，支持反弹的理由首先来自货币政策在美国已经大为放松，在欧洲还会进一步放松，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的减税政策，减税率达到GDP的0.5%，而欧洲会达到1%，最后一个原因是技术的变化，高技术市场不但非常重要，而且投资周期也在缩短。

　　他认为，目前的情况更像九十年代初，而不像八十年代初出现的情况。原因在于货币政策的放松，发展中国家受益于低利率和本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比较优势。但也有两点不同，亚洲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市场面对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变得更加谨慎。十年前出现的资本倒流(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基本消失。世界银行估计，今年流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比去年还要低。第二个不同在于，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融入到世界经济当中，不但在发达国家经济中所占份额更大了，而且更加集中于高技术产品，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够避免工业化国家经济放缓的影响。

　　他说，“尽管贸易关系非常重要，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货币的转移，仍然非常重要，货币转移的影响是复杂的，并不见得都坏。很多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目前都受制于利率的缩减。但在金融危机之后，不规律性导致金融市场变得小心谨慎”。

　　作为汉斯·第默的同事，世界银行高级政策顾问伊恩·戈丁做第二个主题发言。

　　伊恩·戈丁发言的重点是危机的转移机制。他风趣地说，“我讲的并不是什么预测，而是人们的一种恶梦，是让人们在做梦时的担心。”

　　伊恩·戈丁认为，全球经济放缓对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复杂的、矩阵式的，可能会对中国的出口造成巨大的影响，而且对港币、对资本流入都影响深刻。在中国不同的工业部门，都会出现一个潜在的下滑和放缓的趋势，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结构调整和解决贫困等方面都会面临挑战。

　　他表示，“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是一个循序的过程”。

　　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刘鹤对上述发言做出评论。

　　他提出，如果美国经济在近期(今年四季度或明年)出现回升，那么回升应以什么样的形态发生？刘鹤说，自己更倾向于回升不是V型，而是以某种W型出现。“没有必要对世界经济未来增长的格局过于悲观，因为经济增长是正常的，而经济增长的趋势也不可逆转。”

　　刘鹤说，“如果我们承认未来经济的特征是新经济和传统经济整合的过程，如果新的经济周期充满技术变革和制度变革的话，那么，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考虑制度因素。尽管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在减少，但对少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资本流入的数量会相应增加。实际上，中国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个迹象。”

　　那么，当我们为下一轮的经济周期和结构调整做准备时，我们需要更加侧重哪些方面呢？

　　刘鹤给出的答案是：需要侧重建立政府的信用，尊重企业家能力和保护企业家阶层，包括高度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吸引人才等。

　　他强调，“我们需要接受传统经济周期复苏的经验教训，同时高度关注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主要特征”。

　　自由讨论是继主题发言和评论后的内容。不但时间长于前两者，气氛更是自由热烈。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顾问查尔斯·亚当斯提出疑问：全球经济放缓的期限有多长？现在，从美国到日本，再到欧元地区，经济的衰退形势恐怕不会令人们乐观，而是有点悲观。

　　汇丰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师吉欧弗雷·巴克指出两点：

　　一、高科技的生产实际只占美国工业生产的10%，所以对待新经济和传统经济，发表评论应该比较谨慎，不能笼而统之地发表评论。二、应该更加注视日本的情况。美国经济放缓，利率降低，是否对亚洲和世界其它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了一些帮助？而日元升值，是不是有点夸大，它是不是对其它的亚洲国家造成了一些问题？

　　作为在座的唯一一位日本人，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河合正弘作出了回应。

　　他说，“过去七八年，在宏观经济方面，日本恐怕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但结果却很糟糕，日本经济并没有恢复。原因是银行体系和公司债务。现在，日本新政府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处理银行呆坏帐问题，结果怎样呢？目前，我们恐怕还看不到宏观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也许会看到很慢的发展，甚至是负增长，未来半年恐怕都是负增长，完全的经济复苏恐怕在未来的12个月里很难看到。”

　　河合正弘表示，对于中国和东亚，短期内无法期望日本能做什么贡献，但是，过一年、两年，也许可以期待有很多好的结果。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易纲同样有两点评论：

　　第一、世界经济将面临各种问题，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头三十年同样的问题，世界经济恐怕又回到了古典经济、传统经济，凯恩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又重新遇到。回归的原因在于：

　　一、计划经济离开了历史舞台。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不断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从计划经济变成全球市场经济，短缺经济彻底消失，这意味着通胀的压力恐怕越来越小，而需求却不断地越来越小。

　　二、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大改变了供给情况，一方面缺少需求，另一方面供应增加，生产能力增加，所以，未来二十年恐怕会不断面临能量过剩、缺少需求的问题。

　　第二，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中国将会面临一些紧张局势和紧张关系，从而使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顾问大卫·德拉尔表示同意易纲的观点，他说，“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美联储在需求不足时提高了利率，这是导致大萧条的一个原因，因此，现实使我们学习了解货币政策。”

　　对于贸易保护主义，大卫·德拉尔说，贸易保护主义也是二十年代早期得到的一个教训，在全球经济比较脆弱时，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萧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真正融入世界经济，是促进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日本、美国、OECD国家和欧洲，却因为经济增长放缓而缺乏这样的热情，这不利于预防我们在二十世纪早期看到的那些不好的情况的发生。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提出，当主要经济部门出现大量的能力过剩时，货币政策会怎样？

　　他认为，主要部门能力过剩，提高利率将不会引导投资。日本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能力的过剩实际上比库存的调整更加重要。

　　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汤敏认为，在讨论全球经济放缓时，还应重视外国投资。过去十年，美国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在美国经济放缓时，外国投资会分流到其它国家。最近，某些学者说，日本的资金太多，但投资机会并不很多，因此建议，日本效仿十九世纪的法国和英国，让资金大量地外流来解决经济金融流动性问题，解决国家资金太多的问题。

　　汤敏说，中国在美国经济放缓之前，吸引的外资数量很多，这也许是世贸或其他因素的影响。在经济放缓到来时，贸易随之放缓。发展中国家如果此时增加吸引外国投资的话，可以补偿贸易放缓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于美国能力过剩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高级顾问大卫·罗宾逊指出另外一个不确定性——私人储蓄。他说，虽然美国经济的增长大大放缓，但消费增长速度快于GDP，储蓄率还在进一步下降，而这不可能长期持续。那么，储蓄率在美国会有何调整，或者消费中会不会出现一些其它的变化？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宏观组副局长景学成认为，世界经济的复苏还需要时间，因为经济衰退的外溢效益还会继续，并会逐渐减少。

　　中国银行总行行长经济顾问兼研究所所长朱民表示，由于高技术占全球GDP的比例较小，我们遇到了一个两难问题——现在是进入新的经济还是处于老的经济当中？

　　朱民认为，问题在于它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哪怕我们认为进入了新经济，问题还是一样。”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认为，全球经济放缓是客观趋势。但是，放缓中也应看到一些亮点，经济恢复增长是有可能的。第一个亮点是，利用网络开展电子商务在企业里还刚刚开始，网络泡沫的破灭有利于网络经济的发展。第二个亮点是，用信息技术改变传统产业的潜力仍然很大。第三个亮点是，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的发展余地仍然很大，而且正加快这些传统产业的发展。如果传统产业的投入和信息技术结合，就能够成为带动本国经济增长及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郑新立说，如果能够在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加强资本在国家间的流动，特别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那么就会弥补由于贸易增长速度的下降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

　　但是，郑新立强调，资本的流动应和技术的流动、装备的流动结合，对发展中国家来讲，需要的不仅是资本，更需要技术和投资，如果这种投资是跨国公司直接的投资，通过资本的投资能够带动技术和其它装备的投资，就能够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拉动全球经济的增长，使全球经济放缓对经济的影响能够减到最低的程度。

　　全球经济放缓 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在研讨会的第二单元，与会者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全球经济放缓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发言人大卫·罗宾逊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顾问，他给出的经济图景依然充满亮色，但从逻辑上更符合中国实际。

　　大卫·罗宾逊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国经济的确比较强劲坚固，面对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产生的压力也相对较小。但是，中国并不能完全免受外部影响的冲击。外部风险包括需求减缓、降低，还有中国外汇兑换率的不稳定，以及中国资本流入速度放缓等。如果美国出现经济的硬着陆，全球增长下降到2%，那将会使中国的贸易伙伴国家GDP继续削减一半。”

　　硬着陆对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大卫·罗宾逊认为，“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大可能面临国际收支危机，因为它有非常好的对外地位，现在，中国老百姓对国家银行的信心还非常强。当然，如果出口降低，外国直接投资继续下跌，将会降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失业增多，恐怕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放缓改革的进程。反过来，这实际上会增加银行、公司增长的可持续性的中期风险。”

　　大卫·罗宾逊强调说，“如果这次是时间更长的、更深层的全球经济放缓，将会使中国的决策制定者的任务更复杂，既要保持经济增长，又要确保经济结构改革，使中国的宏观经济改革长期保持下去。”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对此评论说，受世界经济放缓的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不仅是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出现贸易保护主义，东南亚国家正准备更多地针对中国反倾销诉讼。这非常令人担心。“因此，我们在经济决策时，应该认真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就应对经济放缓而采取的政策，樊纲建议，应区分结构调整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生产能力过剩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不仅在中国，世界范围内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影响深远，对发展战略更是如此。“如何制定微观经济政策，如何制定合理有效的汇率机制，不仅是宏观经济调整的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到基本的发展问题，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顾问查尔斯·亚当斯提出，对于全球经济放缓的时间和期限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分析存在分歧，世界银行认为经济放缓比较严重，但时间较短，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认为，时间要更长一些。是较长时间的放缓，还是短期的严重的经济放缓，查尔斯·亚当斯表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判断标准的分歧点感兴趣。

　　谈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危险，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尼古拉斯·斯特恩表示支持樊纲的一些观点。他认为，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时，应该在发展中增加压力，以便使世界贸易组织更加开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当然，贸易保护主义给那些经济严重衰退的国家带来威胁，重要的是，在国际机构，我们应该坦率说出自己的观点，反对正在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

　　他说，“中国在这一过程当中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和影响，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很大的机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经济学家可以在这些问题上发表看法，我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机会，以便让中国更强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河合正弘说，“实际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对此充满恐惧和担心，东盟国家尤其如此。毫无疑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经济是绝好的机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对世贸组织都是好事。而且，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尤其对东盟国家也是好事。贸易摩擦和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整个过程都受政治利益驱动，日本也对一些农产品实行保护。这种摩擦还会继续，只是过程应该得到管理。这方面，相信国际组织会起有益的作用。”

　　刘鹤说，“全球经济放缓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影响，最具体、最深入的影响就是失业问题，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有600万国有企业的员工已经失业，估计还有1000万国企职工也将离开国有企业。这些新增劳力每年增长的数字很大，如果这些过剩能力能够为消费者的需求所消化，那将变成一种供求关系。不然，经济放缓确实可以对中国带来失业问题。如果失业问题继续存在，那么，将是中国今后5年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现在讨论宏观经济政策，这很重要，但更具体的问题是，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让失业的人重新就业。”

　　朱民说，“大卫先生讲得很清楚，当世界经济放缓时，亚洲经济也是放缓了，短期内，亚洲经济内部的调整步伐也会放缓，甚至会放缓改革，这很显然。但是有关长期问题我们也很关注，现在这种放缓，我们会发现亚洲的经济同美国的经济紧密相连，从广义上看，特别是经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对亚洲的经济是很好的。但是，亚洲的根在什么地方？亚洲应该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朱民表示，自己还没找到答案。

　　对于上述评论，大卫·罗宾逊作了概括评论。

　　他说，“我个人同意樊纲有关保护主义的观点，这确实是一个关键问题，不仅仅是避免新的保护主义，而且要防止回归老的保护主义，特别是对欠发达国家而言，尤其如此。在此方面，希望樊纲今后还能够大声疾呼。樊纲提的有关在经济好时期、坏时期改革的问题，实际上，经济坏时期反而对改革构成好的沃土。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增长，能够促进政府进一步执行改革，这也是中国的形势。有关汇率政策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说中国现在可以立即放弃对资本帐户的控制，我们认为，随着金融改革，特别是对公司的改革之后，中国才可以放宽对资本帐户的控制。”

　　对有关中国加入WTO的评论，大卫·罗宾逊分析说，有关对中国的纤维以及纺织品的多边协议可能会对东南亚国家造成一些影响，在这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必须要面对挑战，就像同中国所面对的挑战一样，因为中国必须要面对金融改革的挑战。

　　大卫·罗宾逊总结说，“目前，对主要的国家来说，侧重于国内政策时，要更加注意。有时候，政策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摇摆。我们可以看到，欧元在下降，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有些问题却是不好讨论，不可以讨论的。面对全球经济放缓，从国内角度来说，是不是削减或者降低利率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呢？这方面的情况的确非常复杂。”

　　全球经济放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第三单元的讨论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主持，主题为“中国经济形势展望”。两位发言人均来自中国政府部门，一位是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先生，另一位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先生。

　　鲁志强副主任介绍说，“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就执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楼继伟先生参与了整个财政政策的制定过程。邱晓华是国家统计局的主要负责人和主要的经济学家。他们两个人的到会，可以说给我们提供了两个非常富饶的资源”。

　　担任评论的是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顾问查尔斯·亚当斯先生，他曾经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半球北美高级经济司政策发展研究评估主任、亚太部主任、国际资本市场研究部主任。

　　尽管各方对外部经济增长放慢程度估计不一，或认为会较快恢复，或认为时间可能长些，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观点鲜明——“全球经济放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是非常大”。而且，“宏观层面上，我们确实做不出太多的反映”。“现在，特别需要增加金融市场的活力”。

　　楼继伟说，“财政要做两个事情：一是确实使金融市场活跃起来，能够给予企业增长更多的支持，在适当的时候，财政政策应当恢复它本来的平衡的面目，而不是长时期的扩张。从中长期来看，财政政策应该持谨慎的态度，以年度平衡为基点。第二，财政政策要支持一些企业退出市场。另外，支持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网，实施西部开发战略、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等。在提供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方面，金融领域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财政所做的事情是增加社会凝聚力，增加社会安全感的基础工作。”

　　为什么全球经济放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是非常大？楼继伟认为原因有三：

　　一、中国是一个比较大的经济体，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和发展，实际增长基本是建立在国内需求的动员基础之上。尽管最近几年中国对外经济发展非常快，外贸占GDP的比重也很高，但中国国内经济的增长也非常快。因此，到目前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需求主要来自于国内。

　　二、1997年年底，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放在国内需求为基础上。当然并不等于什么时候都要扩张国内需求，当通货膨胀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相反的事情。但是，这个判断是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的角度判断的。最近一段时间，针对外部经济形势不是非常有利的情况，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这是针对目前情况的选择。

　　三、从目前的经济情况看，中国的国内需求是强劲的，消费需求始终强劲，投资需求在1998年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后，逐渐恢复，今年投资增长1—5月份大概是17.6%，增长也是非常好的。不是特别乐观的是进出口方面，特别是进口增长高于出口的增长，这也是反映国内的需求强劲。这也是对国际经济放缓中国的必然反应。因此，和世界银行上午介绍的那样，外部经济的变化最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只有一两个百分点。

　　楼继伟坦承，“我感觉，在宏观层面上我们确实做不出太多的反映”。财政政策目前要从微观层面着手。

　　他说，1998年，中国政府决定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当时我们主要采取了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些措施，当时这些财政政策的投资乘数是很大的：大概如果财政的投资是1块钱的话，可以带动企业自己拿出5毛钱，可以带动银行拿出1块钱，简单地说，这个乘数可能是2.5，但是现在，这样的项目越来越少了。

　　今年财政能够扩张多少投资？楼继伟的回答是1500亿，“这个力度是历年最大的，还不包括去年年底12月份当月拨出的300亿人民币。到目前为止，财政收入已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450亿，达到了预算所要求的目标。目前要做的事，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些资金大部分花出去，额外采取一些政策的余地也不是很大。”

　　楼继伟说，从货币政策上讲，中央银行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实际的理念是想适度扩张一点。但是效果是没有扩张出去，问题并不在中央银行，而在一种什么样的传导机制，使得货币政策真正能够实现适度的扩张。

　　他认为，从宏观政策的两大工具来说，确实没有太多的调整余地。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汇率。但是，汇率政策有双重效果，虽鼓励出口，可能也会扩大外部需求，但也增加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偿债成本。在外部需求放缓的情况下，调整汇率能够起多大的作用，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在宏观层面上，这种反应是可以做的，但是作用并不是特别大。目前财政政策要从微观方面着手，做好几件事。

　　一、使金融市场能够活跃起来，能够给予企业增长更多的支持。一些新的企业，一些中小型企业，确实在其创业和生长的过程中，获得的金融支持是不足的，而这些企业，恰恰是目前我们经济增长作用很大的一个动力。适当的时候，财政政策应当恢复它的本来的平衡的面目，而不是长时期的扩张。从中长期来看，财政政策实行一个谨慎的态度，是以年度平衡为它的基点是同时配合以一个松的政策，当然这个松不是通货膨胀的一种松。

　　二、支持一些企业退出市场。预计今年一些破产关闭的企业安置职工大概要花200亿元，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三、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网，这必然需要财政的支持。国家实施西部开发战略，很多的投资是不可能通过银行的，而必须通过财政给予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

　　第四单元：应对全球经济放缓的政策措施

　　中国宏观政策的选择

　　第四单元，以应对全球经济放缓的政策措施为主题进行研讨。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说，在提到对中国经济究竟是乐观一点，还是悲观一点的分析的时候，特别是作为中国经济界来讲，应该更多的有一点紧迫感，确实要做的事情应该抓紧去做，否则会有很多问题的。

　　他说，有些事虽然看起来我们开始做了，但并不等于真正走上一个正确的轨道，就真正能做成了。这里需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思维的转变，特别是从过去旧体制到新的体制，需要政府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观点和非常准确的经济分析，要对未来有一个很好的模拟。

　　周小川说，我们需要关注几个问题，特别是中长期的问题，以便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长期的发展。

　　从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来讲，历来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相互配合，互相补偿的这样一个作用。因此，在经常项目方面，如果说有一定的困难，当然我们也是要尽最大努力，保持出口的势头。但是，在有一定困难的情况下，实际上就可以考虑在资本项目方面采取某种有所平衡的做法。

　　中国实际上在资本项目中还是可以有一种比较大的短期资本输出存在，通过一定的措施来减少短期资本的输出，作为阶段性改进国际收支平衡是有好处的。在国内资本市场中，十五届五中全会以及最近朱总理在人代会上的报告中都提到了，要通过收购、兼并投资基金、证券等多种新的方式来探索增加吸引外资。

　　关注老龄化问题和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

　　周小川说，中国需要在中长期发展中注意我们所面临的老龄化问题和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的问题。他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和日本有些相近，日本高速成长30年以后，就进入一个放缓的阶段，后来就是一个停滞的阶段，这里有各种原因，也和日本的老龄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和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有关系。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虽然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年已经是连续20多年高速度增长，离高速增长三十年也差得不远。从中国未来出现的老龄化问题很可能和日本相似，甚至有可能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等等比日本还会更厉害一些。从银行体系来讲，我们也是从改革转轨期间积累了比较大的银行不良资产，这两项关系将来会不会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因素，需要非常认真地研究和重视。

　　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力至关重要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说，在目前面临的情况来说，最谨慎而且惟一正确的回答就是进一步扩大内需，增加投资，增加消费。充分挖掘经济增长中的巨大潜力。同时，也尽最大努力增加出口。

　　说到潜力，郭树清说，首先中国的工业、制造业尽管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和发达国家比，还是个低水平，目前大量的出口还不是那么多的高技术的，或者说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比较高的产品，而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农业现在虽然出现了过剩，但是还是一个低水平的过剩。

　　从服务业看，也就是广义的服务业，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金融、保险、投资咨询、法律顾问、各种市场中介组织等，实质上还是一个供给不足的行业。因此，在几乎所有的服务业领域里，我们都有很大的发展余地。

　　从基础设施建设来说，中国现在高速公路的水平还是非常低的，西部，包括中部和东部，很多国道还是土路、沙石路；铁路增长速度很快，但铁路网的密度还差得很多。能源方面，人均拥有的电力装机的水平与美国差6倍，和俄罗斯差8倍。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十五”计划要求污水处理能够达到50%的目标，许多省达到这一处理率是非常困难的。城市的道路、住宅，尤其是住宅建设还是一个重要的支柱。可以想象，中国的住宅大概还有100年的时间可以去繁荣、可以去发展。此外，还有西部开发，还有生态环保，这个潜力都是很大的。

　　应研究中国经济最低增长率的限度的承受程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张立群说，世界经济放缓，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从前面各位专家发言来看的话，有可能在一个百分点，或者大于一个百分点就是最坏的可能。如果说中国经济低于7%的话，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能不能承受这样一个增长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很重要的，第一个是要具体研究中国经济最低的增长率的限度能够承受到什么程度，包括现在中国经济增长，以后能够在什么最低线上，保证最低线的增长，这对中国制定宏观政策非常重要。

　　其次就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问题。现在扩大内需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投融资体制改革。中国的居民不仅是消费主体，而且也是重要的投资主体，但现在缺少一个组织机构，让居民的产权能够在生产投资过程当中体现出来。所以，投融资体制改革现在应该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居民的产权能够通过一种社会化的形式，通过一种社会化的一些投融资的企业或者是机构，把他联系起来，并且在生产和投资过程当中实现，这个可能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模式进一步完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建议通过增加公共开支的方案促进公共开支和增加消费

　　如何做出一些宏观政策的安排和如何开展一些结构的改革，马库思·罗德勒说，有两点应该清楚：风险主要体现在中期，而且这些风险也很大，所以我们的政策导向主要是要解决那些潜在的问题，并且使得为今后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与此同时，应该作好准备，以便来应付可能会进一步出现急剧恶化的外部环境，应该竭尽一切努力，以便让宏观政策更加有效。

　　关于宏观政策的战略选择，马库思·罗德勒认为，第一，现在的宏观政策它的位置基本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是突然发生经济变缓，那么建议中国应该通过一个增加公共开支的方案，来促进公共开支和增加消费，尤其是需要促进私营部门的活动；对公共开支的增加，如果发现有更多的收入，那么就要考虑如何来用掉这些资源。第二，对这种宏观政策来讲，应该更加扩大它的自由度，尤其需要一个更加独立的货币政策；第三，需要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财政方面，应该保证使公共开支保持活力，另外，应该让这种可以信赖的会计和财务年度的计算赢得大家的信赖，而且努力避免在银行出现新的呆坏账。对于这些问题，“我觉得中国需要增加额外的开支，主要用在哪些领域，来解决中长期的问题，比如养老金、社会保障和其他一些缺少资金支持的那些地区。”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在午餐演讲时提出，“从全球经济放缓对中国产生宏观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率产生1-2个百分点的影响，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但也是一个适中的影响。如果针对经济放缓实行过大的举措和对策的话，就将会成为一个错误。但如果不对将产生的影响作出准备的话，那也将是一个错误。生活当中一个哲理就是希望最好，但为最坏作准备，认真地去考虑。”

　　他说，从一般的宏观政策的角度来讲，不管是从财政方面还是从货币方面，要作出比较大的对应政策的调整余地都是有限的，即便是有一点余地的话，时机也不是很好。他说，如果可以用宏观经济方面的一些政策作出调整的话，从财政角度，调整余地应该主要在扩大预算方面，而不是通过税收的形式。如果对税收进行大幅调整的话，会有一定的影响。如果从宏观的变数的调整来考虑的话，就是在基础设施支出方面的政策。

　　尼古拉斯·斯特恩认为，目前中国改革面临的挑战是，建立起适当的机构制度框架，其中有一个核心要点是投资环境。必须认识到，私营企业是将来创造就业机会的源动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处主任马库思·罗德勒认为，如果经济进一步放缓的话，那么公共开支财政政策的刺激确实还是有必要的。因为这种放缓有的是可以容忍的，有的是政府不能容忍的，有一个度。这里并不是说，如果说只要增长率低于7%，政府就要采取财政刺激政策，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改革应该是非常稳定的改革，而不仅仅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

　　花旗银行亚洲经济和市场分析部总经理唐纳德·汉那认为，应该建立一种稳定的财政的地位，这样在现比较严重的问题的时候，这种有利的财政地位能够帮助解决一些负面的财政困难。这个问题还涉及到另一个因素，也就是说要保障中国经济中的私营部门。

　　关于货币政策与外汇政策的讨论

　　在自由发言时，与会专家、代表就货币政策与外汇政策进行了讨论。

　　就货币政策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处主任马库思·罗德勒认为，尽管现在中国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还不够尽善人意，但货币立场还是非常恰当的。

　　有关汇率的自由化问题，马库思·罗德勒说，任何灵活性都来自于实力。很显然，如果摆脱所谓固定的汇率或持续固定的汇率，不能够发生于困难时期、薄弱时期或者危机时期，如果以中国现在的立场迈向更加灵活的脚步的话，中国现在的市场还是比较坚强。第二，这种开放应该是渐进的，但是越早越好；另外，形势可能会变坏，在汇率方面中国可能出现一种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中国没有什么其他的手段来进一步保持灵活性，在这方面，非常重要的是，应该建立这种工具，以便政府手里掌握和恢复这种工具。

　　他说，如果是汇率固定的话，这种情况维持越长就会发现，这种汇率本身带来的意义就越大，甚至包括政治上的含义就越大，对经济来讲，并不一定有什么好处，而且希望中国应该避免这种代价昂贵的形式。

　　马库思·罗德勒说，中国应该逐步地渐进地开展这种放松，但是不应该在中国处于或者世界处于极动荡的金融形势当中，尤其像出现这种亚洲金融危机当中不能这样做。他还说，应该尽量利用现有措施，而且利用现在银行的形式，能够让银行的汇率同中央银行的利率联系在一起，以便能够尽量避免今后中国汇率的急剧浮动。

　　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河合正弘说，中国恐怕应该仔细地、认真地考虑一下，是不是搞一些灵活的汇率，可以往任何方向发展，而不是专门盯住美元的兑换率，因为中国的贸易伙伴也有各个国家，对这种贸易伙伴恐怕这样考虑更有道理，其他的东亚国家他们已经转向了这种灵活汇率政策，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当日元比较弱的时候，他们允许自己国家的货币贬值，当日元恢复了他们原来的强劲势头的时候，他们也跟着走，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同步，这种汇率的安排至少在目前来说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如果逐渐地走向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我认为中国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汇率，恐怕不会是说光针对美国来谈稳定不稳定，而是根据一揽子的主要货币来讨论稳定与不稳定。”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尼古拉斯·斯特恩说，应该选择合适的时机来调整汇率机制，而不要让市场的力量为你选择这个时间。不要说在危机出来以后再采取这样的措施，现在就应该这样做。就灵活性问题，实际上，更大的灵活性意味着更大的稳定性，因为更大的灵活性使得你们有更大的自由，使得有货币财政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在稳定方面更有效率。

　　在资本账户的放开方面，也应该小心，要首先解决金融行业的问题，然后再开放资本的项目，这就是过去几年我们吸取的一些教训。

　　关于汇率的问题，郭树清认为，汇率的浮动这个没有问题，但对于改善宏观经济条件有多大作用，还很难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处主任马库思·罗德勒在回答汇率应该升值还是贬值的问题时说，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大规模的让它贬值，因为人民币的价值没有被定价过高，所以，资本账户没有必要一下子放开，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应该采取渐进的方式，就像改革一样。与此同时，也同意周小川主席的话，这种改革确实是一个鸡和蛋的问题，以极简单的方式来说，就是要等一下，等所有的条件都准备好以后，然后我们再来让中国的资本账户完全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