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7个大城市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70%的家庭在今后五年里有购车的意向。仅仅三五年前，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拥有自己的家庭轿车还是一个遥远的梦，不知不觉之间，梦境已有望成真。在汽车诞生百年之后，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巴西……一个又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先后享受了汽车文明，成百倍地扩大了出行半径，获得巨大的社会物质财 富。中国人终于在新世纪到来之际站到了“行”的现代化的门槛上。

　　一位驾车飞驰在北京四环路的清华大学教授感慨地说，从前我们吊在老旧的公共汽车扶手上“挤照片”，看着官员按着喇叭超车，心里的不平可想而知。现在即使堵车，我也气顺，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

　　享有轿车文明，是一个现代社会，尤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老百姓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实现，既不是压抑限制所能永远阻止，也不靠领导者的明智善举所赐予。她折射出中国从老百姓的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的一种进步。

　　政府部门应该做的，是采取有效措施，发展汽车工业，改善使用环境，制定严格的环保与安全法规，从而保证老百姓追求更高生活质量基本权利的实现。

　　比如说，中国新世纪的城市规划，不能再回避家庭轿车的大量出现。全世界没有一座现代化大城市的形成与快速交通的建设无缘。一个城市的经济总体规模，总是与汽车的保有量成正比的。当今国际上著名的大都市汽车保有量少的400万辆，多的近千万辆，且不说这些城市还有发达的地铁和公共交通。像北京这样的政治、经济中心，如果不按照300到400万辆汽车保有量进行规划，建设相应的道路和停车场，提高交通现代化管理能力，恐怕很难走出城市发展“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被动局面。

　　权威部门研究显示，购车欲望能否变成现实购车，取决于国家行为、生产企业行为、消费者行为三者的相互作用。

　　由此，国家要考虑：资源的消耗是否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消费的数量能否与使用环境相平衡；消费者对国产车的选择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本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又能为国际环境所接受；制定汽车消费政策。

　　生产企业要考虑：能否为不同层次的消费者生产不同层次的产品，包括轿车合适的价格和功能；能否提供良好的销售网络和售后服务；能否提供适当的消费信贷使潜在的购买力释放出来。

　　消费者要考虑：购车的必要性，即当前是否需要购车；价格的合理性，即通过横向比较来考虑是否物有所值；功能的满足性，即考虑购买用途和其他替代方案；购车的风险性，即考虑使用条件和使用环境是否合适。

　　比较而言，三种行为中，国家行为起决定作用。目前，国家没有细化的鼓励私人消费轿车的政策，企业没有适应多种消费需求的产品结构，从而使私人购车能力受到压抑，轿车进入家庭道路漫长。同时，官车多年来占据一统天下的地位，往往使中国第一批购买家庭轿车的老百姓渴望赋予他的轿车更多的象征意义。形象地说，家庭轿车只能是“踮起脚才能摘到的果子”，在一个时期内，买得起轿车的家庭只是少数。(李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