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瑟拉曼：您的问题非常有意思，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是毫无疑问的。几十年的企业发展以及组织发展、国家发展当中，我认为大多数人都已经开始认为并且相信全球化可以帮助我们对冲风险。你的收入可以放在世界不同的地区，而且你要进入世界不同的国家，以便确保你的增长、利润在长期以来是可持续的。我觉得这个理论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其实现在或者说过去几年所发生的情况，可能会让大家对这个理论有所怀疑，这也是我的一些想法。只有在这一次的衰退过去很长时间以后，当我们找到了解决方案之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经济理论，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该做的正确的事情。因为我也认为，我自己的观点，全球消费的性质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会发生变化，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经济恐怕有70%-75%都是依靠消费，而美国的消费者大概要占到全球GDP的15%-20%，这一点有可能在未来也会发生变化，我不知道多快或多慢。但是我认为，因为这次经济衰退受到最多影响的国家包括美国、欧洲，那边的消费者就有可能更加保守，会有更多的储蓄，所以也有可能想到未来他们的消费会减少。而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她的增长速度很快，消费水平也会不断上升，这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达到平衡，因为美国消费占的比例太高了，尽管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速度很快，但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弥补美国短缺的那部分，但新的经济理论会在未来出现，我也相信人们在不同地方做投资，对投资、市场进行转移，因为消费也会发生转变，不过你关于经济理论的问题非常有意思。

　　科奈鲁：说到多元化非常重要，但关键是你在什么地区才能适应公司的文化、公司的情况，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所以说，如果出现了经济周期，你要很好地控制它，这一点对任何企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印尼做项目，我们在那边建很大的工程，也包括基础设施，我们也会在铁路上运输煤炭。实际上我们做的就是十五、二十年的长期合约，但对煤炭来说，没有长期的交易或合约，未来10-15年当中，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任何企业来说，如果你关注可持续发展，你才有增长，有多元化，有扩展，所以必须要有基础，有足够的收益让你增长，你的增长必须要在公司坚实的基础之上和范围之内，这样不会走得太远，或者说过多地应用了，或者走到了你能力的极限。

　　阿亚拉：回到你提到的问题，我觉得规则发生的变化，亚洲金融危机没有影响到其他国家，但西方的经济危机对亚洲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公司对于政府来说最大的问题，可能以前要做战略的规划，现在不见得能够发挥很好的效果，在菲律宾、印尼这样的国家，国内经济比较强，这次就没有受到很大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对任何国家来讲，最大的问题是找好平衡，现在没有什么问题很容易解决了，企业、经济学家都要努力找到平衡，现在不是说你做好一件事就行了。以前我认为，我们要更多地参与全球贸易，但看一下最近菲律宾发生的事情，我们自己是做粮食的，这次危机当中有很多国家现在就很担心，我想2008年我们也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以前觉得只要有自由贸易就可以解决供求问题。那时候我们去越南想进口粮食，但越南说不行，我们要保护自己的粮食，我们不能出口，菲律宾意识到自己出现了粮食短缺，我们以前认为一贯的思路，要去生产自己最擅长的东西，但出口的国家把粮食出口门关上了，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这些问题也不像以前那么简单化了。我们考虑依靠全球市场还是自己自足，对于公司来讲到底要有大量现金捏在手上还是要进行更有效的投资，现在大家的情绪和心态，我们要更加保守这些，会让全球系统的速度慢慢放缓。大家可能想了，一定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建立互相信任，未来有可能我们会发现有些变化的，过去我们看到自己的竞争优势，但未来必须要学会互相合作，而且找到相互之间的平衡，能够互相信任。这在全球危机情况之下，政府之间相互合作，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联合游戏，这是一个新的现实。但对于国家来说，是不是有强有力合作的工具，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

　　提问：其实我对你们刚才提到的问题非常感兴趣，我的感觉是很多CEO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财务谨慎的战略，要抓住自己的核心团队，但很多时候这都是事后才想到的。我自己的观点，我也希望你们有不同的观点，我自己认为现在这个阶段当中，好的CEO应该尽可能让公司以最聪明的方法有利润去增长，要有新的方法去利用他们的资产，去展现并购的机会。我感兴趣的问题是，你们怎么让各个公司取得更好的超越经济危机的增长？

　　穆瑟拉曼：你说的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特别新的观点，我想又回到前面提到的公司，就是百年老店，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尝试性的东西，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壳牌做过调研，是美国教授做的调查，要研究百年老店的特点是什么，他们找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公司，发现这些公司有四个共通的特点，不管经济好还是不好的时候，这些经济都有特点，只不过经济好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基本面，我们忘记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或者说好了伤疤忘了疼。这四个特点之一就是财务谨慎，财务谨慎不是今天才想到的东西，很多年以前就有了。第二个特点是社会的一部分，你是不是把自己想成社会的一部分，你能不能融入社区，第三点就是适应性，对技术的变化、市场的变化、消费者的变化，对适应变化能否有很快的适应性。第四点就是研究人员所说的帆船管理，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有一个集体探讨、合作的精神。但是当经济好的时候，当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忘了这些基本的内容，会忘记他们属于社会的一部分，他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利润最大化，想到华尔街的分析师如何判断他们公司的发展，会在财务上做到谨慎，就会做很多的并购，以很高的公司买入公司，想着未来更加美好。所以说，其实企业的基本要素一直都没有发生过改变，但是真正会带来问题的就是你偏离了企业的基本面，你是无法预测经济衰退的。

　　对于企业来说，它至少能够自己做好准备，但我们经常会忽略和忘记这些企业的基本要素，这是我的观点。

　　英凯师：美国人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危机之后，我们必须为午餐买单。我们知道，有很多在危机之间的增长都是靠借债、融资，因此在危机之后很多公司就转为我所说的新型模式。事实上正如刚才阿亚拉先生所说的，我们要在不牺牲未来发展机会的基础之上解决危机的问题，就是说考虑那些成本削减的问题，还要考虑在我们行业当中因为是做化工产品的，是不是考虑到它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我们生产的安全性，运营的安全性，这些都没有任何限制，我们必须维护对研发的投入、对创新的投入，保持和以前一样的水平，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不能够因为危机牺牲我们的未来。当然对员工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没有减少对员工培训和教育的成本，因为我们坚信一旦经济危机结束、过去之后，钱并不是瓶颈，而真正能够推动公司向前走的是我们的员工。

　　阿亚拉：我想再说一点，看看我自己有没有什么改变。回到我前面提到的关于合作的理由，我发现我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态呢？比以前使用资本稍微更加保守一些了，但只是在小的方面。我现在更希望我们的高层能够更加地合作，共同应对风险，以前你去看市场上面，你肯定希望有更多的竞争，更加咄咄逼人，更加激进，这时候我们到竞争对手那边说，我们希望共同合作，这样可以减少风险资本，我们可以共同抓住机会，牺牲我们一些收益为了公司的未来，让大家都更加安全。我的头脑当中，至少我自己认为是比较聪明的方法，就是要减少在危机当中所投入的风险、资本，但同时又需要抓住市场上所有大量的机会，这样一种分享风险的、共同合作的，或者说愿意减少一些收益的，愿意放弃一些收益来获得更多增长机会的心态，是我自己经历危机之后的改变。

　　科奈鲁：对于我们行业来讲，过去40年基本面没有改变，但大部分的人开始很忙，老是跑来跑去出差，相互之间没有去沟通，很少谈部门之间的问题，这时候沟通似乎减少了，大家不再表达相互之间的感觉，因为没有时间，实在太忙了，都在忙着做生意。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基本面，要沟通，可以不断地增长，可以多样化，但高层和员工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提问：科奈鲁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同意您的观点，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您认为解决问题的最佳沟通方法是什么？

　　科奈鲁：最好的沟通方法是我们以前做的方法，比如说做6个月或12个月的预算，我们现在先做3个月的预算，把东西稳定下来，然后做6个月的预算，最多做12个月的预算。过去我父亲让我做的是未来5年的业务计划，如果你只是侧重于几个月或者12个月的预算，你就会不断地沟通，不断地审查你的计划，这是非常有用的。

　　提问：我并不是想问问题，而是想做一个评论，我们现在看的是经济问题，但这里还有一个行为上的问题。跟刚才科奈鲁先生所说的一样，一辈子的生活不可能都朝着一个方向，我们也经常说要谦虚，要听相反的意见，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要听鼓励的话，我的感觉，我希望提供一些我的观点，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都是行为上所带来的问题。

　　威廉·鲍威尔：我这里再问一个问题，我们的主题是讲企业的反周期战略，中国对你们所处行业的未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大家都依赖于中国，大家都认为中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中国每年GDP10%，而且不管全球市场怎么样，中国总是形势大好。有一位非常知名的对冲基金投资者，他在美国，他赚了很多的钱，这次针对楼市特别是次贷，下赌注赚了很多钱，昨天在美国的一个访谈当中，他现在又尽可能在市场上对中国下赌注，他认为中国的地产泡沫很大，他在昨天的采访当中说到，从经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慢慢走向地狱，他是做对冲基金的，他很聪明。对冲基金的话说得非常直，如果从你们自己行业的角度来看，你们是不是心里面对中国的情况有点担心，把自己的公司赌在中国每年都会增长10%上？

　　英凯师：我觉得最健康的做法，问问我们自己全世界各个地区推动的增长是什么，到底消费者需求是什么，你的商业模式不应该放在下赌注和打赌上。回到中国的问题，在经济上也好，在工业化的领域也好，以及在处理环境问题上面，我看到中国在处理发展上的速度是加速度，尤其和欧美相比，在欧洲我们通过教训了解到底可持续发展是怎么回事，人口的关爱是怎么回事，但中国的人口众多，必须在短时间之内学会人家国家几十年学到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可以更好地把财富进行分配，此前在中国也正在打造社会保障网，我的看法是目前为止中国政府这方面管理得不错，而且我相当有信心，接下来中国仍然会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组织世界上这么大一个国家追赶上我们在成熟经济当中享受到的繁荣，不管是汽车保有量、手机，还有人均塑料消费量等等。看一下统计数据，我们会看到很大的差距，所以这个列车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走了，我们比较有信心，中国和亚洲会以比较成熟的方式实现发展的。

　　穆瑟拉曼：如果我看钢铁行业的话，要谈我对中国的未来有什么判断，我们知道钢铁行业是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我来谈谈我的发展。可以说中国钢铁行业的发展在过去15年的发展当中绝对让人叹为观止，因为人人都可以建桥、建路等等，但对于中国来讲有一定特别积极的是，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欧洲在钢铁行业方面，大概七十年以来的发展轨迹，以及发展美国四、五十年代钢铁的发展轨迹，他们是怎么发展钢铁行业的。做了比较以后我发现，中国比较早期就借鉴了很多的经验教训，也就是说在环保方面，中国在比较早就采取行动，包括一些节能的措施。现在中国政府正试图给钢铁行业制定一些非常好的规定，那是钢铁行业目前在中国比欧洲和美国在其钢铁行业发展的相应阶段更加清洁、更加节能。中国钢铁产业现在已经达到5亿吨的产能，我认为应该会达到10亿，因为它有这种潜力，能够消耗得了。

　　印度也是如此，像这些国家必须都要经历土地、社会、经济、城市化等阶段，以及这些阶段所出现的问题，还有饮水、土地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认为中国对这些问题的处理还是非常好的，从钢铁行业的角度来讲，我至少看到他们是处理得很好的。因此我恐怕不同意你刚才所提到的想法，其实我认为中国的进步速度是很快的，我也看到印度的进步速度也很快，未来会发展得更快，我对这两个国家都很有信心。

　　威廉·鲍威尔：我们还是按照时间进行的，要感谢所有的演讲嘉宾以及各位提出的问题，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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