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社会责任的发展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大家知道，现在国际上很多NGO组织都在搞标准，搞体系，搞评价，我们也都在研究，曾经国家电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还有一些组织也做过一些研究，另外一些行业也做过一些研究，但是真正权威性的，或者对整个社会责任评价到这个报告发布之前没有。别看有些机构在做这件事，但是在科学性、权威性方面都有很多问题。我们做这件事也是顺应国际社会责任潮流发展的要求，而且在参与国际社会责任标准制定过程中，我们通过研究自身的东西可能会有更多的发言权。否则我们自己没研究，去了以后没有很坚强的东西做支撑，这也是顺应国际发展的需要。

　　第三，社科院做这件事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为企业之外、政府之外的组织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本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非常崇高的，也是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非常高尚的。我们社会去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是非常崇高的事，但是在做得过程中，我们有很多机构亵渎了这件事，铜臭味浓了，功利性强了，这样怎么能把这个事情做好。国资委是在负责这项工作，我们经常会接到这样的举报，说谁给我们发东西，发一个什么奖是多少万，我说一定不要参加。

　　但话是这么说，有时候企业的心态我也明白。比如随便弄一个东西，告诉鞍钢了，说十万块钱给你一个奖，然后鞍钢说你这不是假的吗，不能给。告诉宝钢十万块钱一个奖，他也说不能作假。如果这两家都这么想，我们不给，是好事。但是如果其中有一家想，不就十万块钱吗，万一它要有了，我要没有，不就这十万块钱，到时候国资委说为什么他有奖，你没有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有那种奖项的要考虑一下。我觉得这件事亵渎了社会责任，所以这件事我也是积极的倡导者和积极的参与者。

　　我当时和宏武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背靠背的不见面的评价，这还建立在一个基础上，我为什么说要通过公开信息来评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向社会公开社会责任信息，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它的责任，它的义务，这是必须的。就像作为老板出钱让企业经营，你总要告诉我挣钱没有，给我的财报是一样的，因为社会责任很基础的理论是利益相关者的理论，也就是说你要告诉大家，做了事要和大家说。宏武说有几家企业连网站都没有，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得。起码从社会责任角度来讲，这些企业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是非常不简单的。

　　刚才钟宏武同志介绍了整个研究过程，学术性比较浓一点。他讲的数据库，背后一系列东西的支撑也是有可信度和权威性的。正因为我参与了这件事，才觉得这个评价是客观的、公正的、权威的。我们的信息是通过固定的一些渠道来搜集的，而且为什么要评价100强，因为企业大了，就像家里的老大一样都要负责任，挣钱多的也要负责任。通过100强的评价，是为了更好的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所以从数据来源首先应该说它是客观的。为什么是公正，就在于背靠背。

　　陈佳贵：

　　这本书出来以后会有企业有反应，有意见。你不要说为什么排名落后，你应该做具体一点的事，我们是按照这套来评价，你要说这个体系合理不合理，信息公开来源合理不合理。这些问题可以评，至于怎么给你排下来的，是体系给你排的。

　　彭华岗：

　　另外，它还是具有科学性的，包括它的四位一体体系的建立，包括重视社会管理，包括行业指标区分和权重的设计，确确实实有它的科学性。假设这个行业不做它的权重，把所有的行业按照四个方面都来一起评价，我觉得得出来的结论可能科学性就会差。道理很简单，高污染的行业，钢铁行业的环境权重和旅游行业的环境权重肯定会不一样，所以在这里面还是有很强的科学性。为什么说它权威，第一是建立在刚才的三项之上，第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非常重视这个事，陈主席亲自组织这个事，经济学部黄主任一起做，本身就具有它的权威性。这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领域里面非常权威的报告。

　　第三，这个报告中涉及到中央企业。这几年中央企业在推进社会责任的工作当中走在全社会企业前面。国资委在2003年刚成立的时候，李荣融主任在第一次面对中央企业领导讲话的时候就提出中央企业要模范社会责任，2008年发布指导意见不是说2008年才做这个工作，我们不断要求和强调。在2006年时李荣融主任说中央企业要做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的表率，要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表率，要做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企业的表率，要努力成为国家经济的栋梁和社会责任的保障。这一切要求的推动，再加上很多中央企业领导人的意识非常强，做具体工作的人水平非常高，应该说中央企业在整体上履行社会责任的推动还是非常强的。

　　这个报告中前四位都是中央企业，前十位有八家是中央企业，60分以上的企业中有11家中央企业。这个评价还是非常客观的，但不是说高一分比低一分好，我觉得这种评价是不对的，在一个区域内说明一个区域的水平，20分以下是什么水平，20分以上是什么水平。我也看到在评价过程中有8家企业处于20分以下。

　　我们有这么一个很好的数据库在这里，我们要进一步分析中央企业好在什么地方，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样有利于我们利用成果来推动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我们也会把这个东西在将来做一个简报，告诉国资委的领导，也告诉我们的中央企业是什么情况，希望大家更好的利用这个成果，来推动我们的工作。

　　刚才陈主席讲的如果你有意见也没关系，意见不在于说为什么它排在我前面，而是这个体系你要有意见，我们要不断修正。那么这个体系有那么完美吗？不是，肯定有很多问题，毕竟我们是第一次做，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头，也希望社会各界提这个意见，完善这个东西，把它真正做成反映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权威的东西。

　　最后，希望这件事一年一年的办下去，开头非常好，今后要做得更好，能够更好的推动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发挥更好的作用。我作为中心的副理事长，也作为这件事的参与者，我会和大家一起更好的把这件事办好。第二，我作为国资委主管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的负责人，完全支持这件事，而且要从这件事中更好的利用这一成果，推动我们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运用到我们的工作中去。最后感谢各位领导对这一工作，对中央企业的这一工作表示支持，希望咱们一如既往。谢谢！

　　黄群慧：

　　谢谢彭局长。下面我们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邹东涛总编辑发言，大家欢迎！

　　邹东涛：

　　我作为这本著作的意向签发人，今天参加这次会议，明显的具有感情色彩和责任色彩。对于这本书的出版，应该说出版社是高度重视的。从接稿到今天上会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如果按照常规出版，首先出版社一要把这本著作提交我们的皮书中心上会讨论投票，然后由皮书中心再向社里的编辑审定委员会投票，这个过程一般前后两个多月，再加上出版，按照这个速度估计要到12月底。但是出版社有自己的程序，但也有的工作是领导当家说了算，这本书的出版不上常规程序，应该上特别程序。所以立即组织部门进行编写，加快运行。

　　作为出版社的负责人，首先我要感谢社科院经济学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作为出版社的负责人，也要感谢编辑们的辛勤劳动，加班加点。我们出版部门的负责人、皮书中心的同志，还有责任编辑也在这里，向你们表示感谢！

　　对企业社会责任来说，我个人态度非常坚决：长期支持。最早知道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是90年代，确切的说1994年到1998年，我在纪检委工作的时候，兼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那时候的任务是大量调研企业，做企业改制方案，那当时还真不知道国际大企业社会责任的工作。后来在2004年，我在中央党校实习，恰逢中央党校哲学部承担了一项大课题，关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报告，而这一报告是和深圳市政府联合进行的。对于这个报告一开始做的时候，草稿他们请我看一下，那个时候我才从国际惯例的层面上进一步了解到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因为中国90年代后期以来不断发生严重事故，包括深圳发生火烧房烧死几十人，这样的案例很多。有关国际组织想和我交涉，说中国再不抓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就要动员国际上不要购买中国的货物，我才知道问题这么严峻。而当时的活动为什么放在深圳？因为深圳企业比较集中，比较多。那个时候我就更加高度关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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