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尼斯·李：

　　目前大家感觉担心的是气候，关注到他们失去竞争力，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地区的。当然，有些部门必须等待机会，他们是否真正能够从低碳经济中受益。因此在气候变化的环境中我们必须记得有关国家的竞争力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没有国家合作、区域合作，所有人都是失败者。目前，如果不快速采取措施，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很简单，我们要保障国家的福利，不能够建立在狭隘的国家利益上，当然这些都需要我们来实现。国家采取措施不能够实现的能源目标，因此必须有能源开放机制。要保证低碳产品的服务贸易，这将有助于我们解决今天和明天的挑战。当然，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还有很多会议、论坛，我想对我们来说仅仅依赖于传统的谈判方法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短视，不能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因此在座的各位的责任，无论是政客还是企业领导人都清楚，在气候变化中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合作模式，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同时，我们的合作范围要是前所未有的。没有国际合作，对我们来说就很难保证国家的利益。

　　因此，我感谢你给我这次机会，能够讨论我所关注的问题。最后一点，以前我来自于香港，尽管在英国生活很长时间，有时候我们讲发展中国家的伙伴，他们经常说我们是英国人讨论气候问题。

　　主持人萨克斯：

　　非常感谢。我想气候变化问题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没有太大不同，它确实也是关于我们如何实现可持续性的经济复苏，最终还是要看如何有效使用世界经济的节约。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调整国际能源系统，这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但是非常紧迫。如果人们要害怕气候变化政策，他们最后可能要承受代价，最后成为一个气候的政治问题。因此，气候变化正在出现，而且是非常令人恐惧的，一旦有了就不会消失。因此并不是说有几年气候不好，采取政策就消失了。我们可能生活在危险的气候环境中，我们正在进入这样的环境。目前有很多的洪水、风暴等等，我们的粮食供应受到了干旱的威胁，一旦出现就不会容易消失。因此，这是不可逆转的，很难逆转。我确实非常感谢你刚才指出的问题。

　　气候变化并不是谈判，实际要真正解决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国家，而且它不应该像贸易谈判那样看待，它应该解决全球问题的挑战。我们如何克服问题，如何进行谈判，达成协议，我们目前做得还不是很正确，而且政策不是很严肃。我认为这个领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在今后几年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让世界智库一起提出严肃的建议，我们如何真正的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不是简单的讨论词汇，而是采取真正的战略，有哪些行业，在哪些方面。

　　实际上，目前我们只是进行谈判，谁先做什么，谁先解决那个问题，好像在赌博一样，而不是解决目前世界的挑战，因此世界的智库应该坐在一起，真正的提出解决方案，而不是简单的空谈或者进行谈判。无论哥本哈根会议如何，我们在今后几年都需要解决办法，所以我们需要智库提出办法。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是非常感谢的。最后，同样非常重要的，也是全球企业领袖，他同时作为欧盟商会在中国的主席，请他谈谈欧中关系，现在我就请伍德克先生。

　　伍德克：

　　谢谢。到目前大家都谈到了所有问题，还有多哈，因此很难补充内容。我简单谈一下现在想到的事情。我还记得在外交刊物上，智库考虑如何能够促进全球化，以及过去20、30年所取得的成就，现在受到了挑战。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目前发展的方向。过去两三年，大家看到贸易主义的抬头在世界很多地方，有些国家在一些战略性的领域、出口的控制、农业和其他产品方面，这种保护主义好象在危机开始以来不断的加剧。现在我要强调，这并不是一个商业会议，也不是政治峰会，这是一个智库的峰会，这一点非常重要，智库应该考虑如何促进目前的讨论。因为目前似乎有些人在反对。

　　伍德克：

　　从监管机构来说，无论是重新进行监管，通过推动刺激措施促进产业政策都会产生过多的保护，因此现在是非常适合的。特别是魏建国秘书长组织这次会议是非常及时的，因为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智库能够在企业和政治家坐下来考虑哪些对世界有利，如何能够推动日前的进程。我们在选择比如一些国家实施的进口关税，还有反倾销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最终会进一步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和制造业的出口，对外国服务的过度限制，甚至更多的使用贸易限制措施这种标准。这种趋势也适用于西方，很遗憾对于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例外的，但是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是非常自由的，从世界经济来说，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有很多世贸组织承诺，进一步开放和监管改革。但是国内政治条件，世贸组织的其他改革非常困难，企业改革限制外国投资，本地企业增多。

　　伍德克：

　　我想谈一个问题，是我比较熟悉的。我们的商会也发表了这方面的意见，关于在工业领域过度的生产能力，这是由于它的流动性的充裕，这种能力政府正在努力保护。我来自德国，也有这种情况，我们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很多企业要求提供一些援助和帮助，我想生产过剩的能力是很难管理的，因为生产过剩就意味着缺少足够的消费，必须得关闭、取消，重新的体制改革。因此，这里还会有两个保护主义的倾向，一个是政府决定要保护它的行业，给它提供资金，来保持生产过剩的能力。

　　另外，你们还需要生产过剩产生更多的出口，那样会造成贸易限制。因此我们智库要考虑一下如何给决策者提出建议，如何克服这个问题。因此企业界希望更快的、全面的完成多哈回合的谈判，我们希望保持这种趋势和充分利用贸易机制，我并不是说自由贸易非常完满，自由贸易协议是一个趋势，好象是两个地区或几个地区是一种排他性的，因此多哈回合是非常重要的。

　　像这样的会议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它不能取代政府对政府的会议和承诺。我们必须有坚持这样的法律机制来完成多哈回合谈判，我知道非常艰难。谢谢！

　　主持人萨克斯：

　　非常感谢。您特别强调了在国际贸易体制中的热点，以及可能会进一步通过多哈回合加强多边贸易体制。我们还有一些专家可能会发表意见。

　　冯国经：

　　我想讨论几个问题。第一，我们确实听到了非常好的解决办法，来解决目前的危机。但是我想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实施解决方案的可行性，这就要回到我刚才讲到的政治。基辛格先生提醒我们，所有的政治都是本地的，因此我们看了全世界重要的共同点就是有关就业的，我们需要评估所有解决方案的可行性。我们对危机提出来的解决方案，以及它对政治和就业产生哪些影响。如果从这些角度出发，我想呼吁，我在想的是如何提供就业机会。特别是对中小企业，通过中小企业提高就业。

　　因此我想再回到解决方案可行性的根本问题，我们看就业机会，提出这个问题，如何进一步培养、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这一问题。这将继续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我想实际上不能够创造这样的环境，或者是排挤中小企业的环境，我认为都是不可持续的。我还想说，我确实支持基础设施的发展，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认为有软的基础设施，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发展网络使用技术非常重要。

　　第二，我同意我同事的意见，关于区域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双边同样非常重要，区域发展可能是第二个最好的方案，但是我们要考虑他们是不可替代的，在全球共同找到多边解决方案是无可替代的。刚才伯尼斯女士指出，我可以想象一个真正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它目前并不是全球解决方案，但我认为还有很多地区解决气候变化没有预计到的影响。

　　谢谢！

　　樊纲：

　　我们讨论一下地区和全球相比较的问题。不仅仅是公司不喜欢这样的面碗，中国也不喜欢，发展中国家觉得太贵了，如果对贸易缺乏谈判能力就更困难了。像新加坡，他们因为有非常成熟的谈判人员，他们确实有了这方面。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想，通过它你是给全球市场提供了增加值，它也许是一个次优方案，但是比没有任何进展还是要好一些。你至少是有一些东西，有一些进步，包括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的谈判当中。在全球变暖的相关安排当中，有些时候确实是双边的合作，我们觉得也是重要的。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所谓的市场解决办法，包括碳交易，还有国际基金会推动相关研究和技术进步。但是我们希望相应的机制使得也许有双边合作的国家也可以向前推进，比如一些富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有第二或是第三个渠道，可以把他们的努力结合到一起。比如说更多的来自于发达国家，像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转移，还有发展中国家作出更大努力，这样一种双边合作也是有用的。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说让次优超过最优，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排除双边的合作和区域内的合作，这也是有帮助的。

　　阿比丁：

　　我还想补充一下，我完全同意樊纲所讲的，但是我们让最好的成为好的敌人。合作即便是双边的，也比什么都没有好，因为全球合作确实很难，比如说多哈回合谈了已经多长时间了。我的意思是在东亚地区，根据地区经验，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体化如何能够进一步推动，根据经验是市场来推动一体化的。我们如何能够鼓励私营部门，让市场可以参与进来，而且是非常积极的推动一体化，我们不能够让这些决策者等着谈判。我们以前有经验，私营部门的参与和市场的参与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必须要再次发现它的价值。

　　丹尼尔·格罗斯：

　　我想再回到之前的主题，就是过度的储蓄怎么来用，最好的使用办法是什么。有人讲欧洲、美国应该大量的投资于自己的绿色未来，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最有效的办法，因为在美国和欧洲大部分的投资已经做了，像电站已经在那儿了。这些经济体对于某种能效程度来说，已经是硬化在那里，不是太糟糕，但是对于未来也不是太好。对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就不一样了，大部分未来的能源需求所需要的投资还没有进行，而且现在投资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们知道如果你要实现绿色结果，能够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最初投资的时候，在设计、建设电站的时候就把它纳入到设计当中去。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那些如果有比较多储蓄的国家，不一定是原来的基础设施，而是能够有环保的高能效的方式来建设能源系统，大量的投入，比如建非常高的能源强度的系统，还有工厂。如果再过十年、二十年，可能中国和这些国家还要去调整，因为无论如何未来都是绿色趋势，但那个时候再进行调整非常严峻，因为失业率也会受到影响，资本存量那么大，进行调整成本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比较多的储蓄，应该对绿色未来进行投资，从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进行投资。

　　沙尔平：

　　我想补充两个考虑。第一，基于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刺激域计划的比较，如果比较一下投资于未来的部分，另外是对过去的弥补。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投资，像基础设施、能效、节能、教育、信息技术等等方面的投资。而中国和美国投资于未来刺激计划当中是超过70%的，而欧洲是不到25%，这种差异非常大。这也告诉我，我们有一个风险，就是说这里有一种不平衡，至于政治的领导力，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有些国家对未来进行巨大投资，而有些国家支出了很多，这是在需求方面来进行支出的。

　　第二，如果是讲到国际合作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讲到相互性的概念。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在一个全球的或者是双边的框架当中，相互性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你做什么，没有办法完全防止保护主义。你可以说他们不好，如果我们都同意相互性的原则，而且真正实施它才能够避免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否则非常困难。

　　主持人萨克斯：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这个有意思的讨论。首先，所有的专家都表明了他们担心的问题，而且他们也强调了多边体系的重要性，确实受到威胁性。也就是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而且已经发生，随着经济危机也在加速。所以我提到有几点，其中之一就是完成多哈回合的重要性。第二就气候变化协议达成的重要性。我们也讲到了气候变化有几个方面的协议是需要的。第三，冯国经先生讲到的，不仅投资于硬的方面，而且也在软件方面进行投资，像教育，而且是能够适应21世纪全球经济的教育。然后就是地区的一体化是和全球的一体化相融的，特别是对于亚洲来说，它正在一个更加有利的区域化过程当中。这个观点大家都觉得是同意的，更多的是金融上的一体化，还有货币上的合作和一体化。同时，也需要在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当中有更多的区域合作。

　　主持人萨克斯：

　　我们听到了对于世界来说可持续性的问题，像气候、人口、食品供应、水，还没有完全能够实现一体化的地区，像撒哈拉以南的国家。特别是罗迪先生讲到，几年前中国的总理就讲到，全球合作对于非洲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全球储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先的地方。这能够把储蓄引导到需要基础设施的地方，这也是中国现在正在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努力，是全世界必须要认识到，而且学习、帮助建设非洲的基础设施。

　　最后，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的建议，就是有关智库所发挥的作用，还有非党派性的思想者们能够发挥的作用。智库是可以帮助大家保持对于全球化的信心和它的重要性的认识，并且在国内的政治界进行解释。可能也许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但是所有的问题确实是全球性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不匹配，政治家关注的是本地的选民问题，但是他们要解决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全球的合作。所以这确实是一个悖论，而且也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难题。

　　主持人萨克斯：

　　同时，我们也听到在经济当中政府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如何能够通过适当的方法使得市场继续发挥它的作用。而且现在处于全球的巨大的经济、技术转型过程中，比如低碳经济，基于IT的经济，还有高技能为基础的经济，这些都需要政府的领导，也需要有公司的大力合作。问题是到底如何使他们更好的合作，使市场能够保持下来，同时使政府发挥领导作用。这个问题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可以和其他伙伴的智库，共同制定政府解决低碳经济的战略或者是其他战略。这能够和多边系统相辅相成。

　　对于这一节的主持人来说，我要代表所有参加讨论的专家感谢这次会议的主办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曾理事长，非常感谢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在这里参与，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行动，对于世界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非常荣幸，也非常激动能够到这里来参加这次会议，我还是要再次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曾理事长！

　　主持人：

　　经过一天充分的讨论，主论坛已接近尾声。现在我们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先生对今天的主论坛进行总结发言。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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