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我的第二个建议，亚洲国家已经有了《清迈协议》，能不能在《清迈协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亚洲特别提款权SDR为手段的货币保值储蓄手段，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因为IMF创造了特别提款权作为保值储蓄手段，但现在要扩大规模还是比较困难的。但在亚洲国家之间创造一种SDR作为亚洲国家的外汇储藏手段，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同时还可以增强对亚洲以外国家的吸引力，比如说南非，比如说巴西，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外汇储备放在亚洲这个货币协议里来，作为储藏手段也欢迎。这样就会对推进全球保值储蓄手段作为储蓄货币创造一个经验，作为一个突破口，就是亚洲国家能够起到先改先试的作用，能够创造经验为将来IMF讨论这个问题，推广经验做到先行先试的作用。

　　郑新立：我的第三个建议，亚洲国家能不能联合起来，把我们的剩余资金集合起来，办两个股份制商业银行，一个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个叫亚洲农业投资银行，按股份制原则搞一个商业银行，专门用于支持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资源的开发。有的先生讲了，现在有了亚洲开发银行，再搞两个银行干什么呢？我们认为搞三个银行，大家可以竞争，效率高的大家就把资金放到里面，有助于提高亚洲银行的效率。由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任务重，通过这个银行加快亚洲经济建设，加快工业化、进程化进程，可以拉动发达国家、欧洲等国家设备进口，可以帮助发达国家尽快走出危机，能够加快亚洲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这三个意见很不成熟，是抛砖引玉，仅供各位借鉴，谢谢！

　　主持人：我们听到了三个非常具体的建议，希望听众不仅仅来给我们提问，而且也能够提出你们的评论和建议，刚才谈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请大家畅所欲言的，希望这一论坛能非常互动。下一位我们的访谈嘉宾是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先生，此前，马先生在人行也认知过，在马先生的领导下，招行获得了多个第一，在美国开设了分行，而且被誉为最具创新能力，最生机勃勃的银行。有请马行长发言！

　　马蔚华：谢谢。首先，我说一句话开场白。我认为，今天这个题目非常有意义，第二个我觉得有意义的是，今天和我们银监会刘明康主席一起谈这个问题“寻求金融创新、开放与监管的平衡”就更有意义，我也很激动。

　　马蔚华：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反思这个危机，因为这个危机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创新过度，衍生品过乱，监管吃力。在总结经验教训之余，我作为商业银行行长也有一个担心，会不会导致金融创新被压抑，这往往在总结教训之后的一个产物。我担心是有我自己的道理的，因为招商银行是一个年轻的银行，只有22年的历史，这22年，说实在的就是靠不断创新，当然是在我们监管当局支持、合乎、扶植下的创新成长起来的。因为在我们成立的时候已经有五大国有银行，如果我们的产品如果不比别人新，不比别人好，别人不会用我们的产品。如果我们的服务不比别的银行好，人家也不会光顾的。所以，对招行来说创新就是一个生命线。实际上我自己的担心也是多余的。

　　马蔚华：金融危机之后我听到刘主席第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说继续支持金融创新，防范金融风险，而且在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也上报了一个资产证券化的项目，因为这次危机是次贷把银行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风险再变成整个金融界的危机。但我们银监会认真地进行了分析，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监管当局态度非常明确，美国的资产证券化出了问题，不等于我们到此为止，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只是要充分地吸收美国出现危机的经验教训，加强金融监管，这样才能使金融创新不离开正确的轨道。所以，我对我们的监管当局这样的支持金融创新的态度非常欣慰。

　　马蔚华：在总结二十多年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关系，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是相辅相成的，有效的金融监管能使金融创新减少风险，而且能提升到比较高的层次。如果像美国那样失去金融监管，那么金融创新就会过度，就会引发金融风险，就会危及整个金融业和社会的稳定。所以，今天的题目有意义就在于金融创新、开放和监管是一对矛盾，也是一种平衡。我认为，在我们中国，之所以银行业没有受到这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和我们长期把握这个平衡是有这个关系的。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马行长，祝贺您，也祝贺整个中国的银行业能够同时推进创新和监管而不是厚此薄彼，下面请洪起明总裁，美林集团亚太区总裁洪起明先生，他在香港地区负责美林和美银的合并业务，他在新加坡、韩国、香港都担任过高层职务，有请洪起明先生讲话！

　　洪起明：谢谢布列坦先生的介绍。我来到海南岛，分配五分钟时间作为实际经验工作者进行介绍，我想介绍我们举债情况，产品复杂性以及监管在市场上出现的新的趋势，动议当中新的举措，我对投行的产品组合是什么样的看法，特别是在亚洲。

　　洪起明：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经济和金融市场正在消化和吸收，在过去十五年中过度举债的原因是世界各地经常项目盈余，高储蓄率和流动性过剩。在美国，信用房贷大幅度上升，同时在这些年当中，我看到金融产品创新大幅度上升，但产品复杂性变得越来越高。低利率使得投资者更多倾向于证券化产品和各种衍生品，充斥着整个市场。我们知道，这种过高的举债水平已经付出代价，我认为监管是重要的，但行业的自律和内省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公众也有私下的争论，我们认为要有更加合适的监管体系，监管方法。在监管方面有很多新的话题，也就是说，资本流动性和负债比例的要求要进行更多的风险管理，对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以及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有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将来监管机构将更多地、全面地、整合行地推进监管，这是我们的希望。

　　洪起明：下面我来谈谈投行应该用什么样的产品组合来适应形势。今天的投行应该实现新的收入，但更长时间段来说，我认为投行的产品组合会发生变化。最近金融市场发生的事件使我们看到所有的金融、资本市场之间是互联互通的，投行会变得更加全球化。我们认为，在这个全球化世界当中，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需要更多的发动机，需要一体化资本，需要跨境服务和更多的建议。

　　洪起明：随着市场的复苏，投资银行会更多地专注于收费业务，比如资本市场业务和并购业务，而且我也认为投行会注重基本客户流，包括外汇来支持我们客户来做事。2009年的大趋势是制定出更加简单的，并且适应客户需要的商业模式。基本密集型的交易将会是投行主要的业务，过去这种分销模式将会发展成为一个更加简单的只分销的模式，风险会降低，更注重客户关系的建立，这样对很多亚洲本地银行来说是更加有利的。因为这些银行本来就有很强这方面的业务，也有这方面的观点。随着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在减少举债，随着监管的改变，我们认为，投行业务会更加多地注重基本的客户业务，他们的产品会变得更加简单。

　　主持人：非常感谢，这是一个愿景，我自己也看到这个趋势正在显现，非常感谢您的发言。最后有请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关建中先生，他在中国推进了资信评级工作，也推进了国内评级工作，我们期待着关总裁的发言！

　　关建中：大家下午好！这次举世瞩目的G20峰会对信用评级、加强监管提到了议程，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站在全球，国际金融体系安全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对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应该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加以关注。仅仅监管能不能解决，在信用全球化发展的时代，以及对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需要。

　　关建中：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对站在全球国际金融体系安全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在国际金融评级体系的问题应该是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来加以关注。仅仅是监管能不能解决，在信用全球化发展的时代。我认为我们应该从总结这次金融危机过程中信用评级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它的作用来提出这样一个思考。也就是说，信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实质上是使得国际信用关系得到一个全球化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由谁向债权人，向市场提供更加充分的信用风险的信息呢？应该说整个现在从信用风险的形成过程来看，对信用风险的揭示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研究过程，同时它也需要独立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外的第三方，能够很专业地向市场提供这样一个信息，这样整个国际的金融市场才有一个合理的定价的依据，才能得到一个稳定的发展。那么显然，一个国家的评级机构它是有局限性的，也就是它站在本国的立场，或者是主权属性难以正确地评价全球其他国家或者金融产品的一个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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