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杰：我觉得这方面确实有需要做出变动，包括世行在区域中所发挥的作用，五年前新兴市场国家经常发生危机，我们说有一些公式、定式或者有一些不好的政策导致危机的出现，但这次不一样，这次危机发生在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国家之下，新兴市场国家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成为了牺牲品，所以，我们必须改变，经济学家、分析师、市场研究人员也应该深入地研究这次危机的根源，如果我们看信贷紧缩这个问题，首先要看这个信贷额度是不是合适的，即便这个国家金融体系很稳定，但还是会受到其它国家的冲击，这些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王瑞杰：所以，全球每个国家都必须要做出改变，就像刚才周行长所讲的一样，确实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情况。我们亚太地区，对所有的地区来说都应该让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发挥作用，区域性的组织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要让研究人员深入地了解各个区域的情况。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整个国际体系的认识，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研究，这一点研究方面的工作是必须加强的。

　　王瑞杰：我们需要加强一些合作，需要花一点时间进行体制上的建设，短期内我们可以建立马上能动用资金的一些机制，但如果我们不动用全球资金资源是个错误，保险的概念是不太正确的，我们最重要建立应急的资金机制而且是多元化的资金机制，而且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池，在紧急的时候可以动用，通过区域层面有建设性的合作，使国际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方面我们做得更好，这样在人力方面投入更多资源，同时在区域层面、国际层面加强合作，未来的发展会发生改变，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应该像医生给病人一样，哪里出了问题，治标也要治本，比如世界银行有它自己的职责，那么世界银行就会发挥自己的作用，使整个地区变得更加灵活，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情况。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自己不问问题了，请在座的观众提问题。请这位先生提问。

　　问：我来自澳大利亚大学的，我想听听鲁比尼教授的意见，经济和金融危机什么时候能够过去，经济什么时候能够复苏？

　　努里埃尔·鲁比尼：明年或者后年经济可能就会复苏

　　努里埃尔·鲁比尼：在我看来，全球气候变化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世界上所有经济体必须要解决的，短期内是要解决经济和金融危机，到明年或者后年经济可能就会复苏，那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大宗能源商品的问题，明年可能美国、欧洲等经济都会复苏，这些国家是大宗商品的进口国，要进口大量的原材料，这些问题都要进行考虑，不幸的是，一旦全球经济复苏了以后，全球经济会增长得非常快，尤其像中国、印度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投资的潮流不断高涨，城市化进程不断发展，所以，他们对能源的需求也会不断增长。

　　努里埃尔·鲁比尼：由于当前的情况，能源技术非常低，能源投资非常少，另外一些地方，政治地理上不太稳定，所以，他们需要做一些投资技术能力建设，面对这些问题要解决供给方的问题，而不是要解决需求方的问题。我认为在供给方方面，要在各种能源类型上做投资，投资一些新的能源技术，使这些能源技术在未来变得更加成功。另外，也要控制需求，实现碳税收、环保税等措施，中国对环保税也越来越敏感，一方面是中国考虑到环保，对环境的损害后果非常严重，中国是这样，亚洲也是这样；另面，中国非常重视解决污染和气候变化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控制需求方，一旦全球需求不断上升，就会导致油价飙升，这时候有可能会出现石油危机，希望美国新政府上台之后，一如既往把更多精力放在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国能和其它国家合作，任何一个国家不希望牺牲发展，但他们需要可持续发展，而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现有的发展模式，要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问：我感到很惊讶，你们一年半前预测到金融危机有可能发生，请问你们判断金融危机发生的标准是什么？金融危机我们度过了，战胜了，衡量它的主要标准又是什么？

　　主持人：你问的都是高级的商业机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跟你分享。

　　努里埃尔·鲁比尼：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商业机密，我自己一直研究新兴市场金融危机，也是研究了十年时间，最近才开始担心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我更多担心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像巴西、俄罗斯、中国等等，我在研究美国的时候，有发现美国出现了巨额经常账户逆差和财政赤字，出现过度的杠杆化和消费的趋势，所以，我当时认为美国其实是世界上风险最大的国家，不管是某些国家是不是准确地预测了金融危机的发生，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在这里，我们更关注的是，有些人到现在还搞不清楚状况，很多政策制定者都搞不清楚，尤其金融机构的一些人还搞不清楚状况，还有一些学术界的人士也搞不清楚状况，一旦出现了泡沫，很多人都生活在这个泡沫当中，在这个泡沫中世界都非常美好，大家都非常自信，而且经济增长非常快，政策直盯着非常高兴，所有事情都是非常美好的，大家以为可以永久的不停发展下去，所以，大家没有任何担心，大家都没有预测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大家很糊涂，没有很清楚地意识到现状。

　　问：请问周行长，23号，您发表关于货币改革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可惜，在G20没有很好地讨论这个话题，这次会议很多领导对您的问题给予了很好的回应，还有人认为应该减少美元和英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比例，加多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比例。2012年IMF的改革希望您见到什么样的结果？谢谢！

　　周小川：这个题目比较复杂，因为今天时间不够，我希望以后我们时间长一点，专门花一个时间来研讨这个问题，如果开这个研讨会，我们人民银行也很愿意参加。我举几个例子，金融危机中有几个国家闹的比较厉害，就像人得病，得病的时候先是诊断，这这次的病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病，就像鲁比尼教授讲的，这看起来像综合症，看综合症这个病的时候，首先需要会诊，不是一个人能发表意见发表得了的，不要太急，而不是说我们将来要建一个什么体系就行，这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路，但首先要看准这个病看准了没有。如果大家说是这个病，是要动手术的，还是要吃药的还是需要怎么样。我觉得对病的诊断还不完全一致，比如这个病涉及到泡沫怎么起来的，泡沫起来的时候，大家都说跟长期利率上不去有关系，但实际上政策上已经在调整长期利率。如果一开始有共识，后面的问题就比较好讨论。

　　周小川：至于你说的G20，因为G20领导人开会时间很短，关键是要向社会、全球提供一个信心，表示出大家在某些方面达成共识。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对危机、病情的起源进行非常深入的讨论。我想可能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谢谢！

　　问：我来自道琼斯，我想问周行长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同意鲁比尼教授的观点？是不是认为利率这个工具会导致其它资产出现过度的流动性？第一个季度中国新增贷款增长得非常快，您认为贷款增长和金融体系说明中国出现了过度增长的情况？谢谢！

　　周小川：全球存在某种不平衡这点很多人都分析到，中国也有好几年提出我们转变增长方式里头，包括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内需等等内容。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对美元长期利率有影响，应该说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分析。我们提一个疑问，假如有些国家储蓄率在一个阶段确实高了一点，就像刚才新加坡朋友所说的，亚洲很多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很多地方缺少投入，钱为什么没有到那个地方去呢？我们为什么不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呢？所以，这个问题可能跟当前的国际金融格局和现行的体制状态是有关系的。我提这么一个问题供大家去思考。

    新浪声明：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