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超级时代(2)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02日 18:04 《环球企业家》杂志

　　寿光之变

　　中国再次对土地作出的惊天大变革，给这座一度领改革风气之先的蔬菜之城会带来什么

　　《环球企业家》岳淼

　　1988年春节，让山东省寿光市三元朱村村支书王乐义震撼不已的是几根顶花带刺的鲜黄瓜—他的堂弟王新民在外贩卖了六箱黄瓜就挣回了一辆摩托车。这种高品质黄瓜是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一名叫韩永山的农民建造的塑料大棚产出来的，尽管寿光当地也有蔬菜大棚，但烧煤加热的成本却让本地农民无利可图。几天后，王乐义决定北上取经。

　　王乐义向韩永山讲了拜师学艺的想法，韩永山的拒绝很直接—自己和同伴做了200多次试验才成功，“我们订了同盟，谁也不外传，我姐夫来学我都不教他。”半个月后，王带领10多名村民又去了瓦房店，软磨硬泡之下，韩终于同意传授手艺。

　　住在东北寒冷的小招待所里，王乐义想到的是更大的商业机会：组织村民搞蔬菜大棚，生产返季蔬菜，让土地生产出更高的商业利润。这一想法在日后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第二年春节，王乐义组织17名村民建起了大棚，其出产的黄瓜每斤卖到了10元的天价，每个大棚获得接近3万元的收入，而当时种玉米，每亩地只有两三百元的收益。巨大的示范效应引来了农民们的群起效仿。时至今日，寿光的大棚数量超过35万个，最高峰时，曾占据北京、天津四成以上的冬季蔬菜市场，年产量高达430万吨。如果将这些蔬菜全部用标准火车货厢装载，其长度将超过一千公里。

　　即便是借助于如此简单的土地整合利用，以及尚显初级的物流、交易配套服务，寿光如今也很快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型蔬菜产销基地之一。这里容纳了近6000名蔬菜经纪人和一座中国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连续举办9年的寿光蔬菜博览会在2008年时实现贸易额202亿元。这些惊人的数字改变了许多投资者对农业─这一中国最古老经济的看法，也让市场看到了中国有限的耕地面积仍然蕴藏着另一个巨大的机会：由土地的集约化和产业化使用所带来的规模效益。

　　中国在30年前将土地包产到户，这一政策在很长时间内成功地重新激活了这一产业。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分散的种植使得单位面积的产出收益大大降低，并且难以做到对食品安全性的监管。中国每个农户平均耕种的土地不足0.8公顷，而美国的农场平均规模为173公顷。中国于2008年10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一项重大政策指引就是，政府将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鼓励土地承包权的流转。分析人士相信，此举不仅将大大推进土地集约化、农业产业化的步伐，而且也使农民能更容易获得资金。这一集中的目标不是恢复过去效率低下的人民公社型态，而是建立类似西方那样的大型现代农场的雏形。毫无疑问，一场中国农业的新革命已经启幕。蔬菜之城

　　现年42岁的刘树生见证了寿光这座蔬菜城市的变迁。他清楚地记得，1983年时，他家的田地产出了七八千斤的白菜，但由于供过于求以及缺乏销售渠道，只能眼看着白菜一点一点的烂掉。“带棵大白菜到公路上截车，含着眼泪问人家要白菜不，人家说‘不要不要’。”那种把一年的收成和命运只能交给天气和土地的惨痛经历让刘至今记忆犹新。现在，刘在寿光蔬菜批发市场经营着一家名为福真蔬菜购销处的小店铺。生意相当艰苦。多年来，刘树生保持着常人无法忍受的作息习惯，每天凌晨三点钟就必须起床，招呼雇来的司机和帮工前往寿光的各个乡镇，那里星罗棋布着30多个蔬菜收购点。几十年来伴随他的是风湿病、关节炎以及无法避免的冻疮。“我对这里太熟悉了，闭着眼睛也能把每个村产些什么品种一个不落地背出来。我和村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打过交道。”刘树生告诉《环球企业家》。由新兴的农村自建住宅群和白茫茫的塑料大棚构成的这片平原景象，与几十公里之外高楼林立的城市形成了对比。从表面看，这里与中国其它乡村别无二致，但是停放在村头的众多私家车却会提醒你，这里是中国农村的富庶地之一。早晨六点的寿光，田野里空气清新，本刊记者在一条乡村小路上遇到了开着农用车的张小美，车上满载着刚刚摘下的新鲜黄瓜，将以1.4元的收购价卖出。在一个篓子里单独存放的黄瓜，仅仅是因为尖部的花蕊被碰掉了，只能以0.6元的价格便宜处理。位于李屯村的蔬菜收购点是刘树生此行的目的地之一。这里尽管条件简陋，但交易成熟度却令人叹为观止—在短短几个小时的交易时间内，其收购价格浮动范围就达到了0.5元。10多位和刘树生一样的蔬菜经纪人参与竞购，决定价格的因素是蔬菜品种、外观质量、大小均匀度以及色泽。一种在当地名为“白刺”的黄瓜可以比“黑刺”每斤多卖0.3元—以每亩3万斤的产量计算，这一差异相当惊人。“现在农户都拼蔬菜的科技含量、产量以及品种，同样的大棚收入可以差一倍。”刘树生说。通常，他要忙到下午3点才能回到位于寿光蔬菜批发市场的店铺内，然后张罗着将蔬菜装上货车发送到杭州、南通以及合肥等地。在他面积不大的办公室内，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牌匾，记录着刘一个又一个值得艳羡的交易记录。“牌子不值钱，值钱的是做生意的嗅觉和信用。”刘说，“在这个市场上，只要你欺骗过一次，所有的人都不会再和你做生意。” 类似刘树生这样的蔬菜经纪人在寿光蔬菜批发市场有近6000名，他们构成了整个寿光蔬菜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提供交易及物流的平台。去年，这个市场完成了216亿元销售额，交易量超过30亿千克，今年预计交易额可高达300多亿元。同时，一个更为崭新的现代化批发交易市场即将在明年落成，占地面积超过1800亩，是20年前这一市场起步时的300倍。很长时间以来，它成为紧邻各蔬菜产区的“中央车站”，包括南部 8万亩韭菜基地，中南部35万亩大棚蔬菜，以及6万亩食用菌基地和20万亩露天蔬菜生产基地，这里的蒜苔仓储量占到了全国的1/3。紧邻蔬菜批发市场的巷村，全村60%以上的人从事相关生意，仅重型卡车就有200多部。

　　现代零售业已经为当地的农业整合和提高设备投资规模创造相应条件，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过去10年中，寿光蔬菜产品的出口量已经翻番。农产品加工企业或许已经迅猛发展，但它仅仅刚开始触及中国庞大农业基础的边缘。一些人开始担心中国农村产权不明确，引入农产品加工企业可能导致对小农户权益的进一步侵害，从而加剧农村贫困和社会紧张。长久以来，和中国其它地方一样，寿光的农地多数都分成小块，对于集体化、工业化运作农产品加工企业给农村生活带来的影响，农民们也心存疑虑。“农业产业化和土地集中是未来的趋势。”寿光蔬菜高科技示范园副主任王启龙对《环球企业家》说。在他看来，寿光农业由于处于土地分散状态，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5亩，一个家庭拥有土地最多也不过5到6亩。这种小面积、小规模经营，造成了高成本和低效率，“要让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寿光市从2001年开始进行土地流转试验，采用土地使用权“反租倒包”的办法，即村委会集体将农民一家一户承包的未到期土地使用权收回来，然后租给村里的经营大户使用，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这样的安排，让土地所有权仍归属国家，承包权仍归农民，只是使用权实现了“流转”，进而实现了土地的集中使用。

　　寿光当地有名的“蔬菜医生”张砚祥就是这样的“大户”。他所拥有的砚祥有机蔬菜基地有一百多亩土地，就是两年前从田柳镇崔家庄30多户农民手中以每亩1000斤小麦的价格租赁来的，期限为15年。租赁过程并没有大费周章—农民的账算得很明白：1400斤的小麦亩产量刨去农药化肥等，每亩地净赚700至800元，若计入雇佣其他农民工的费用，并不赚钱。真正花费气力的是将一片此前的麦地改造成适合蔬菜生长的大棚地，雇来的挖掘机整整挖了3个月，才把此前厚度达70厘米的肥沃的耕种层全部挖去，这让当地农民很不理解。张的解释是这些土壤经年累月被化肥和农药“污染”了。他还打了一口深达两百米的水井以用于灌溉，避免重金属超标。张煞费苦心地建立档案，对每个大棚进行统一编号，详细记录从种植到收获的每一个主要环节，特别是要详细记录用药的名称、来源、用法、用量和使用时间，把所有的信息输入条形码，确保有据可查。工人所记录的表格则挂在大棚内的铁丝上，上肥、喷药的时间、名称、用量等一目了然。

　　进入张砚祥的蔬菜大棚需要穿过一条墙壁厚度超过五米的巷道，然后才能见到保持28摄氏度恒温的温室和生机盎然的西红柿们。“这里不用任何化肥和农药。”赵素芹说，赵管理着30多位工人。整个有机农场有7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

　　冬日大棚里的劳作堪称枯燥，每天早上八点，工人们将覆盖在大棚上的草帘收起，下午3点放下。眼下正是西红柿上市的季节，但让赵素芹感到忧心忡忡的是收购者还没有大批出现。赵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事实上就在去年，有机基地就曾经接二连三地遭受到巨大的打击。首当其冲的是成本太高所导致的销售难题，比如有机西瓜，其批发价只有在5至6元/斤才有利可图─仅一粒西瓜种子就需要0.4元。“压力以及每一件与土地相关的事情都会让你筋疲力尽。”张砚祥对《环球企业家》说。

　　超级农场梦想

　　从崔家庄到三元朱村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如果沿着乡村公路走，仿佛走过了两个农村世界。前一个是矮旧残破的平房，寂寞地躲在胶东的丘陵地带，悄无声息了数十年；三元朱村则具备了现代农村的雏形，这个以冬暖式蔬菜大棚发祥地闻名的村子如今已经是山东省唯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与城市别无二致，宽阔的水泥马路、迷人的绿化以及精心装扮的乡村别墅。这两种景象隐晦地揭示了中国农村躯体的两面。

　　三元朱村村委会副主任王学军穿着一身条纹西服，只是没有打领带。与张砚祥这类基地化、公司化管理的模式不同，王领导的村子更多地依赖松散的专业合作社来进行统一管理。 2007年，三元朱村成立了乐义蔬菜专业合作社。加入合作社首先的一个好处是贷款方面的便利，当地农村信用社对合作社该行采取差异化支持策略，根据农户和合作社实际需求确定不同的授信额度，对一般农户授信10万元，形成规模农户授信30万至60万元，对专业合作社最高授信150万元不等。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其运营模式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的种植模式，由基地实行统一供种(苗)、统一管理、统一标准，蔬菜从大棚里产出后，每一批货都要通过公司的检测后，才能送达配送车间，在配送车间进行包装。而且，在蔬菜包装箱上，印着公司标识，每箱里还附着一张“绿卡”，卡上注明了产地村、责任农民的姓名、日期、有关检测数据。

　　对大多数三元朱村民而言，合作社更像是一个事无巨细的输血者，它每年提供农膜250吨以及价值100万元的种子和农药。与外部的零售渠道相比，这里购买更方便，村子中甚至有一个超过1500平米的农资超市，不仅货真价实，而且价格甚至比二级经销商的价格还便宜5%。经营这个超市的村委会每年可以有接近25万元的集体收入。

　　这种农资超市更像脐带，把适合生产的农资以低价反哺农民，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科技示范效用，那些优良的品种和种植方法可以率先在超市内得到优先推广。就黄瓜种植而言，一个管理得当的大棚每年可以收入超过10万元，差的只有五六万元，如果品种使用不当，则可能减产一半。不同品种之间的种植比较便利了农民之间就大棚技术进行相互交流。“这种个体分散种植的多样性增加了农民学习的积极性，如果都是集体统一种植统一管理，农民的积极性可能不会高。”山东省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许美荣说。

　　每天上午5点到7点，村南头挤满了前来收购的菜贩们，四分之三的蔬菜就此销售出去，只有四分之一的蔬菜被合作社收购了。事实上，早在2003年，三元朱村的蔬菜就已经进入了家乐福等大型超市的采购体系。但是由于村里的土地依然是分散制管理，每户农民种植蔬菜的种类都不尽相同，无法实现大规模收购。村委会建立了蔬菜加工车间，最高峰的时候有超过80名工人能够加工50吨蔬菜，但眼下正是淡季，只有不到一半的工人在生产，其产量也不到20吨。

　　“最大的问题是订单无法持续。有时候每天的订单只有一吨半吨，无法形成规模，因此质量好，未必能够买上好价格。”王学成说。这些收购来的蔬菜通常比市价高50%以上，但如果滞销，根据合同则会有大约10%的蔬菜被回购，如此一来，每斤蔬菜的利润也仅仅只有两到三毛钱的利润，这让王学成很苦恼。村里的蔬菜加工厂一直想投资500万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档次，由于缺少强大的投资方以及缺乏抵押物，一直无法扩大再生产。建设一个有着更高附加值的蔬菜出口车间则更加遥不可及，它需要三千万的投资。

　　对于一般农民来说，他们很难接受合作社的收购方式：每5到10天才交易一次，每一到两个月才结算费用。“即使每斤便宜两三毛钱，农民还是喜欢天天卖菜现款交易。”王学军说，“但要走集约化道路，早晚要这么做。”

　　王坦言这一直是他的梦想，好处显而易见：大规模的机械化能够有效降低劳动强度，扩大高端蔬菜的市场占有率以及以更贴近市场要求的方式进行生产。邻村已经出现了超过90人规模的专业施工队，他甚至设想好了如何借助于施工队来摆脱农民单个的经年累月的大棚作业。如果全村土地能够集中，统一大棚管理、配送种子、农药和化肥，就可以减少诸如蔬菜检测等很多的麻烦。

　　这个想法显然太超前了。在村里，王的提议反应寥寥。目前只有30%的农民同意以土地入股加入合作社。支持土地集约化的村民多数是年老体衰者，最直接的动机就是免除繁重的农活—村里有超过20%的农民有严重的关节炎和椎间盘突出症。王曾经对进行规模化生产的投资成本做过核算，以三元朱村为例，如果将所有的土地进行标准化平整，将所有的大棚进行标准化改造，即使以每个大棚最低6000元的投资成本算，要想在村里实现集约化生产也需要大约1000万元的投资费用。即使三元朱村相当富裕，显然也无法筹措到如此多的钱。 “村民们在银行的存款已经超过了2000万，但从他们口袋里掏钱是不可能的。”王学军抱怨说。难题在于，如何平衡农民的个人利益与集体的长期利益的关系。几年前，村里对道路和电线都做了统一规划，仅此一项花费就超过10万元，即使占了碗口大的田地，被占地的村民们都有可能心存不满，工作也因之而停滞。

　　但土地集中规划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4年前，村里曾经进行过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土地调整，将非标准的蔬菜大棚统一改造成标准大棚，这项改革持续了整整一年，那些此前耕种玉米和小麦的农民，在土地被调整后由村里统一以每年每平方米1.5元的价格给予补偿。改革的效果显而易见，调整后的大棚提高了产量和质量，一年多增加400万元的收入，平均下来，每个村民都分到5000元。

　　中国最近推出的土地可流转政策毫无疑问将加速农业产业化的进程，这也让像龙大食品公司这样的中国农业领先企业成为受惠者。龙大一直在山东和河南等地试图将更多分散的农田集中起来，由此可以根据更科学的市场预测进行大规模种植，并要求农民以更先进的方式进行耕作，比如减少或放弃对农药、化肥的依赖。显然，规模化生产也让公司对食品安全监管更有信心。“以前，龙大从数万名农民那里收购原材料，但现在我们只有120家供应商─哪种方式更方便呢？”龙大食品的一位经理说。答案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