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创造了双轨制
——追溯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大公案
包括放派、调派和第三条道路的所有参与人物，大家都从各自的理论和经验出发，观点碰撞启发，最终形成“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路，绝不可能是哪一个人独树旗帜力挑众人的结果
本刊特邀作者 愚溪 本刊记者 鲍迪克/文
在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选活动中，挟改革开放30年之天时人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在148张有效票中一举获88张的过半数票。杜润生暨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作为得票最多的“主贡献人”成为50万元奖金的得主。
但媒体界却似乎对于屈居第三的价格双轨制理论，表现出了更大的关注。在评奖结果的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作为创新奖组委会成员之一的华生：能否公布此次评选活动中价格双轨制理论主贡献人的票数？回答是：根据评奖规则，只有当年获奖理论才公布票数，所以价格双轨制不宜公布。
但发布会上的这一细节，至少证明了以下几个事实：公众对于和城市与工业经济关系更为密切的价格双轨制理论的兴趣，甚至更高于获得第一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谁是价格双轨制理论的创始人，仍然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理论界最大的一桩公案，华生则被公认为最大热门之一。
一场持续一年的评选活动，解开了当年中国经济理论界最大的一个谜底，却引发了一个更大的悬念和争议。
思想是怎样炼成的？
没有悬念和争议的，是这一理论提出的时间和地点：1984年9月，在浙江德清县莫干山全国第一次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理论研讨会，即“莫干山会议”。
为了解开这一公案的谜底，笔者找到四个莫干山会议亲历者或他们的回忆文字，分别是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副所长徐景安、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李晓西、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陈一谘和发改委研究院高梁。
以上四人对莫干山会议价格组讨论的回忆基本一致，即价格组讨论分成三派，分别是田源的“调派”，张维迎的“放派”和华生等五人“放调结合，先放后调”的价格双轨制。
高梁这样描述会议讨论情形，“有三派意见，一派意见主张通过行政计算，先用行政办法调整解决价格的不合理问题，然后再放开。第二种意见，主张一步放开，没有必要通过行政决定，只有通过放开的方式，才能找到正确的价格。但就这种办法，各种问题在当时也感到不太现实。最后出现了第三派意见，认为应该通过客观已经形成的生产资料双轨价格，自觉利用双轨价格使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逐步靠拢，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缩小生产资料计划统配的物资部分，逐步扩大市场自由调节的部分，最后达到两个价格统一。”
现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罗小朋教授在《价格改革历史述评》的长文中指出，“(价格双轨制)这一思想的主要发言人是H君(华生)，他辩才过人，使这一创意迅速赢得会议多数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H君最后代表大会说服了高层决策者。一个新政策思路能不能说服决策者，对于决策过程非常重要。世界上有很多高明的办法早就被人发现了，但只有那些赢得决策者信心和决心的意见，才真正创造了历史。因此，那些能够直接说服决策者接受创意的人对历史的贡献，应该大于发明这些创意的人。”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华生等人在“价格双轨制”的提出和推动方面做了很大贡献，但是这一思想是在莫干山会议上集体智慧碰撞的结果。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罗小朋在文中提出，“当我看到‘放派’和‘调派’相持不下的时候，突然从河北改革的经验得到灵感。于是，在我主持的分组会上首先提出了‘两派都行不通，只有搞双轨制’的意见。”这个说法在一些记者文章中还被当作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第三个版本。
据高梁回忆，罗小朋当时在农村组可能提出过这个想法，但由于他是在其主持的分组会上发表的意见，并没有与华生等五人交流，成了单例。高梁仔细讲述了华生等五人是怎么凑成一伙的经过：由于价格组改革策略当时是皇冠上的明珠，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关注。高梁是理论组组长，起初和蒋跃在一起商量对策，有感于可以去农贸市场买高价粮的实例，他俩认为钢铁企业也可以学习这个经验，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多的去市场调剂，就是市场价格。然后再逐步减少计划的比例，扩大市场的比例。高梁第二天碰到华生和何家成，这两人在企业组也已讨论很久，结果就凑成一伙。在会议最后一天的下午，华生、何家成、高梁、张少杰和蒋跃五人一起走进会场，挂牌说还有第三种方案。由于华生比较能说最不怯场，就由他代表大家上台发言，其余四人齐坐前排为其助阵，这一观点迅速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会后华生代表价格组向国务委员张劲夫汇报并撰写纪要附件。
罗小朋的回忆让莫干山会议“价格双轨制”提出的过程更具有立体感、真实感和细节感。正像华生在多个场合强调的一样，“莫干山会议的成果是时势所然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包括放派、调派和第三条道路的所有参与人物，大家都从各自的理论和经验出发，观点碰撞启发，最终形成“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路，绝不可能是哪一个人独树旗帜力挑众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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