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和归纳

　　“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在莫干山会议上正式提出和被决策层采纳的历史作用被广泛肯定。作为决策层批示的对象，莫干山会议价格组的讨论成果：由徐景安执笔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主报告，和田源、华生执笔完成的两份价格建议附件。

　　在华生撰写的附件之二提出，“总思路：因势利导，外改内调。1、真正建立除物资调拨系统外的物资市场，使牌价外的多价归一。使由于市场不通畅造成的不正常高价形成下降趋势(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浙江年初尚以180元/吨的价格(销地价)从外省进煤。下半年来，100元/吨以上的煤炭在浙江已经无法出手了。)2、再参照浮动价、自由价的长期走势和测算的理论价格，分小步把调拨物资的牌价上调，使牌价和市场价的差距缩小，形成固定价、浮动价和自由价各占一定比例(依产品不同)的合理结构。外改内调的步伐要相机掌握，有走有停，有快有慢，基本原则是使物价上升维持在5%~6%。预计经过5~6年的时间，(物价总水平累计上升30%~40%)，可以同时平稳地完成价格的调整和改革。”

　　徐景安在《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中，把价格组的讨论成果做了归纳，第一种为“调放结合，以调为主”，主要讲了调派的建议；第二种为“调放结合，先放后调”。内容吸收了华生等人关于组织市场、外改内调，先改后调，以改促调的思路，比如引用了浙江煤炭市价下降的实例。这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建议很快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批复。国家物价局、物资局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于1985年1月发出了《关于放开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莫干山会议提出的“价格双轨制”即放调结合平稳过渡的思路被完全采纳。

　　由此，莫干山会议在价格双轨制改革思想形成和中青年知识分子集体共识，乃至影响决策的过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莫干山会后，华生等人声名大振，很快就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84年10月15日在《经济研究》举办的“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是亟待解决的课题”座谈会上即被邀为代表发言阐述思想。1985年，华生、蒋跃、何家成、高梁和张少杰五人在《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论文《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再次论证了“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形成。

　　始终不变的主张

　　很长一段时间，双轨制成了“官倒”和“腐败”的代名词。1988年关于双轨制的论战很激烈。反对者们有一句著名论断，双轨制是不合逻辑的怪胎，是在同一条道路上同时实行靠左行驶和靠右行驶的双重规则，因而必然会因撞车而失败。物价改革一时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争论。

　　持批评意见的人认为，双轨制不宜久拖。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双轨制是一种较好的过渡形式，应当坚决维护并推广到其他领域。后一种观点在政策实践中占到主导地位。华生等人在1986年的文章《经济运行模式的转换——试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中指出，“双轨制是我国找到的风险较小、兼容性很大的特殊转换形式，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创造。”这篇文章的贡献在于提出借鉴和引申价格双轨制经验，系统论证了把双轨制作为中国经济运行模式转换特殊形式，当年获中央国家机关社科论文一等奖。

　　在争论质疑的同时，双轨推进的价格改革政策也一度出现反复，1988年的价格闯关和紧随的政治风波使得改革步伐一度停滞。对改革的惶惑主宰了当时的社会情绪，华生等人在《经济研究》上连续发表三篇经济学长文，对改革进程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反思，并剖析和预见了改革前景。华生始终坚持，“中国采取的双轨制战略推进，使得中国传统体制的实际解体和市场因素的增长在短短几年中就达到一些较早改革的东欧国家几十年努力达到的水平。”以至于一直主张整体协调配套改革的石小敏等人在1989年的文章中不无讽刺地说，“在双轨制的弊端日益显露，遭到社会舆论越来越多批评以后，挺身为之辩护的，倒真的只有华生等同志。”

　　1988年底，华生等人分奔国外，曾慨叹“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但双轨制改革道路是他们始终不变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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