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在短期拉动经济的积极作用中，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便是这4万亿政府投资的来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在于翌年增发建设国债1080亿元的同时，银行增加贷款1000亿元，并将中央增发国债中的580亿元转贷给了地方政府，因此并未带来财政赤字的增加。当时，中央国债补助、中央国债转贷、地方配套投资、银行贷款以及部分利用外资与其他配套资金共同为政府投资的提供资金来源。然而，综观此次投资总额概算，中央政府承担新增投资金额为1.18万亿，需要地方政府配套投资1.25万亿，加上灾后重建资金与社会投资，总额共计4万亿元。由于现今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地方投资的配套能力因此会大打折扣。出口退税率的提高也将使得财政收入面临着减损的趋势。如果中央政府仍旧使用发行国债转贷给地方的方式来弥补地方配套资金不足的话，加之自2009年1月增值税改革的全面推行，必然会使财政压力大幅增加。

　　第二，政府投资过程中的行政权力过大与寻租行为也应给予足够的关注。随着政府投资带来垄断势力的不断扩张，监督的透明性与资金使用的效率问题更加尖锐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特权的存在和市场结构的扭曲是滋生寻租的温床，当有人为了追求高额回报而产生寻租行为，最终会减损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因此，如何实现制度放权、放松要素价格管制、打破行业垄断、完善金融体系、推进财税改革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所必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因政府财政政策的推行进一步加剧了原本已经很严重的行业垄断行为。

　　在经历了汶川地震的洗礼以及北京奥运的辉煌后，2008年对中国来说无疑是特殊而又复杂的。在这并不平凡的一年中，经济结构的调整压力也让人们品味着阵阵的酸楚。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同，对于本次经济调整来说，我国同时受到了内需与外需的双重冲击，并且面临着世界性经济趋于下行的风险，国际金融环境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以往。行政权力过多干预市场已经成为束缚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造成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在今后的平稳增长，作为构成总需求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投资，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容小觑。在消费和私人投资暂缓增长的时候，我们对它更寄予期望，无论未来是寒冬还是暖春。2008年已经过去，太多的不确定性构成了2009年的基调，风险与收益并存，迷茫与希望同在，我们拭目以待。(摄影 黄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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