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间借贷、拆借业务一向活跃，一些从事非法金融业务的“地下钱庄”，因而有了开展业务的空间。事实上，细心的人士只需看看浙江各地的都市类报纸，就会发现很多报纸每天都有接近两个版面的“金融担保公司”关于“贷款”业务的广告。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台州、义乌等地，民间借贷更是司空见惯。

　　一项针对民间借贷的调查显示，目前温州企业运营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融资的比例，已从2006年的60∶24∶16，转变为54∶18∶28。在被调查的企业中，有一半以上企业曾有过民间融资行为。

　　“灰色链条”代价沉重

　　据浙江省政府金融办副主任盛益军介绍，由于缺乏专业的统计，目前浙江民间资本的具体规模很难掌握，据估测应在1500亿—2000亿元之间，其中温州约有400亿—500亿元，宁波约400亿元。　

　　然而，近年来，由于“地下钱庄”引发了多起影响恶劣的社会事件，故广受诟病。2008年6月，浙江省银监局的一份调研报告公布了因资金问题而倒下的中小企业的“死亡名单”。名单显示，在台州市15例因经营失败企业主逃逸的案例中，多数涉及民间借贷。

　　这些民间借贷纠纷，绝大部分涉及浙江商人们赖以发展的两个金融工具——高利贷和担保圈。据记者调查，民间贷款月息高的有达月息15%的，换算成年利率就是180%，而现行的商业银行贷款年利率为7%多。

　　以血缘、亲缘和朋友圈为纽带结成的融资担保网络，一直是浙商的商业文化传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连环担保圈盘根错节，把无数企业的资金链环环相扣地拴在一起。如10月份出事的中港集团是6月份出事的义乌金乌集团的隐性债务人。其作为金乌集团的几个最主要担保方之一，向金融机构担保了金乌集团的贷款。在金乌资金链断裂、老板张政建逃往海外后，中港集团扛不住巨大的还贷压力，最终引发老板丁庆平的出逃。

　　“这就好比我的引爆导火线装在你身上，你的导火线装在我身上，大家的导火线绑在一起。”一位经历了多起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银行信贷部门人士评论说。

　　然而，一直以来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资金困难，但由于民间借贷也存在交易隐蔽、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此外还极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问题。所以近年来，浙江省一直在不断致力于解决民间借贷“阳光化”问题。“条例的出台实际上就针对地下钱庄，规范引导符合条件的钱庄为中小企业服务，而不是打压。”对浙江民间金融颇有研究的浙江财经大学单教授对记者说。

　　据了解，新提交的《放贷人条例》草案中规定，个人放贷，利率基本市场化，只要遵循“最高利率不能超过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的原则即可。业内人士均认为，相对于地下钱庄动辄10%的月息 ，个人信贷不到其1/4，一旦普及化、规模化，游离于灰色地带的民间高利贷，也就没有了生存空间。

　　《贷款人条例》剑指垄断

　　记者在采访中特别了解到，金融危机的蔓延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目前浙江民间的借贷交易。事实上，拥有特殊身份的民间借贷者是对金融形势最为敏感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机敏程度甚至超过了银行。在这轮金融危机来袭的时候，最早有所反应的就是民间借贷者，他们对外放贷戛然而止，并且到企业堵门催债，尽管在那些不正规的合同上他们的债务可能还没有到期。很多当地企业本来只是遭遇一点小的资金链紧张，这往往刺激民间借贷立刻收紧，最终导致企业真的出现资金链断裂。因资金链断裂倒闭的企业越多，民间资本就越发不敢放贷；民间惜贷越严重就更勒紧了企业的资金链，如此往复，曾经是企业救命稻草的民间资金反而成了勒死企业的锁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