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供”的成本

　　既然“供下去已没什么意思”，那陈立什么时候开始断供？“实际上，念头早就有了”，但真正付诸行动还是到2008年7月。

　　“7月没有供款了。”陈立表示。然而即便下定决心付诸行动，他也并非真的什么都不顾了。他实际上是希望通过短暂的停供，引起银行的注意，可以同银行“商量商量，找个折中的方法”。

　　因为律师朋友告诉陈立，在国内，断供的成本很高。银行有权通过法院“冻结”他的所有资产，直至其将所有的欠款还清为止。陈立名下还有一套房子，两间商铺，一辆车。如果他随意断供，“不但首期没了，名下的资产也可能被拍卖，得不偿失。”陈立现在还是很清醒。

　　无独有偶，8月初深圳首位断供的炒房者被银行告上了法庭。这位炒房者的情况与陈立非常相像，总价240万元的房子，首期只支付了40万元。在楼价跌破银行贷款后，这位炒房者连续4个月无法供款，即使2008年5月再度供款，银行依然把他告上法庭。现在银行申请冻结该人士拥有的4套房产。记者联系到该案代理律师刘子孺，他表示，为筹钱还款，该业主涉案房屋近半个月前已挂牌出售，标价230万元，但与市场价依然有近30万元的距离。

　　广东骏业律师行的陈万薪律师告诉记者，在国内如果断供，首先在银行的信用记录中会被标记，这就意味着该业主在7年内无法在国内任何银行贷款或者申请信用卡。而更为严重的是，银行可以要求断供者负起无限责任。换言之，其名下的所有资产都会被用于还债。

　　对于市场较为普遍的，以家人名义购房者，会否可以令其名下资产有一线生机？陈律师表示，银行可以通过验证购房的各个环节，向法院证明实际购房人。例如上述被告上法庭的首例断供者，就是以其妹妹的名义申请房贷。现在银行照样把他兄妹俩一起告上法庭，并冻结了他名下资产。

　　也正是因为断供的成本高，“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对于这种局面，陈立很是苦恼。虽然陈立千方百计与银行谈判，但在现在的楼价下，能有多少“止损”效果，他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还好，现在经济没出现大问题，还可负担供楼款。”陈立感概道。

　　被动的、大面积“断供”会发生吗？

　　2008年8月初，国务院派往深圳调查断供的专家组完成了工作，并得出了深圳断供并无大规模出现的结论。而各大银行也纷纷表示，现在房贷依然是他们最优质的资产。

　　“其实风险还是非常大的。”李大卫告诉记者，作为香港亚银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首席研究员，他亲身经历了香港上世纪90年代的负资产风波。他认为由于国内断供的成本很高，主动断供基本不可能发生，“但被动断供的人士也许会慢慢增多”。这些人根本就是资不抵债，即使银行再苛刻，也难以取回外借的款项。

　　李大卫告诉记者，香港楼市1998年与最高峰时相比，骤然下跌了一半。但当时社会没有马上出现大规模的“负资产”人士，不少投资者依然是希望坚持住，等待楼市回稳。然而随后香港经济进入下坡阶段，行业萧条，减薪之说不时见诸报端。随之而来的是被动断供人士越来越多。到了2003年，负资产现象达到最高峰，当年负资产按揭占所有按揭的22%，大约有360亿港元凭空蒸发。换言之，香港银行单按揭市场便需承担360亿港元坏账。最后，在国家的挺港政策下，香港经济重新起步后，负资产情况才逐步改善。

　　深圳楼市是否已到底，现在市场是众说纷纭；奥运之后，国内经济会如何“走”也是各有说法。也许的确如银行所言，不良贷款在增多，但主动断供的情况并不多。但未来会怎样，有人看得透彻吗？个体供不起楼，是经济问题；群体供不起楼，那就是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