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中国产业的动力之源

　　主笔◎李伟

　　初期工业化：从“一汽”到宝钢

　　新中国诞生之初的1949年，工业净产值仅为45亿元，所占比重仅为12.6%。在上述的一组对比数据背后，隐含着一个建立在农业国家基础上、拥有13亿人口同时进入工业化进程创造奇迹的命题。

　　摆在开国元勋们面前的处境是，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是一个新的政权能否生存下来的核心问题。

　　当“一五”计划完成时，中国的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建立。5年里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8.6%，平均年增长19.2%，其中生产资料类(主要是重工业)生产比1952年增长2.2倍，轻工业增长83%。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这段革命时期的重要成果。

　　1952年7月，国家汽车工业筹备组在长春成立，一汽被列为国家“一五”期间规划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1953年7月15日，万名建设者汇聚在长春西南郊，在侵华日军留下的细菌工厂的废墟上，开始向工业化进军。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开下总装配线。1958年5月12日试制成功东风轿车，8月1日，手工打造的红旗车问世。在现代制造业的发展链条上，汽车工业处于顶端，体现一国技术水平与生产能力的高下。以举国之力建设的一汽就承担了为中国新工业体系打先锋的重任。

　　中国工业先驱们，用“大跃进”的方式推进着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红旗”的诞生只用了1个月零3天，他们将当时仅有的一辆1955年美国克莱斯勒生产的“帝国”牌高级轿车的零件拆散，放在车间长台上标明各项试制任务要求，靠这种最原始的做法，装出了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

　　时隔20年，改革开放寻找的突破口还是汽车。1978年5月，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一汽就派出了包括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在内共20人的实习团，前往日本4大汽车公司考察、学习了半年。而1978年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了上海，当时，一位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在考察了手工作坊般落后的厂房后，曾略带嘲讽地写道：“大众汽车将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并且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配件商。中国车间里的葫芦吊、长板凳、橡皮榔头，都是爷爷辈的生产方式。”

　　当时不仅重工业长期停滞不前，轻工业发展也严重滞后。1953～1979年，重工业增长相比较轻工业增长的领先系数达1.47，甚至在一段时间内竟高达6.0。出于政治目标和国家生存战略的需要，军工产业被放在最首要的地位，钢铁、石油等重工业与之配套。这直接造成了轻工业和国民生活必需品的严重短缺。

　　这时，带动中国工业的龙头从长春转移到了上海。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即1978年12月24日，日后成为中国钢铁业支柱的宝钢公司在上海北郊一片海滩上打下了第一块基石。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建委等部门的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一个年产650万吨生铁、670吨钢的大型钢铁厂。媒体对宝钢的定位是“我国第一个新型的、现代化的钢铁基地”，它代表了当年度中国政府经济发展和引进外资的最大举措。

　　开工不久，宝钢就陷入到一系列问题的争论中，包括工程究竟要花多少投资，工厂建成后能出多少产品，建设这么一个厂在经济上是否合算，工厂的选址是否恰当，工程质量又如何等。

　　1980年，全国银行个人储蓄共180亿元，其中8亿农民存款30亿元，2亿城市居民存款150亿元。上海市当时总共的固定资产只有400亿元，而国家建宝钢要用300亿元，而且大部分要用外汇。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宝钢的建设终于没有“喊停”，到1982年8月，第一批两座巨型熔炉正式宣告投产，这个时间比原定计划延迟了大约10个月，年产钢铁300万吨，占当时全国钢铁产能的1/10。这是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布局——2000年，三期工程完成后，宝钢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一座现代化钢铁基地，解决了很多“中国制造”面临的“简单的难题”。它造出了电冰箱的侧板与正板，造出了汽车钢板，造出了能打5000米深的石油钻杆。在1998年还造出了镀锡板(俗称“马口铁”，也就是用来做罐头和易拉罐的薄钢板)，使中国饮料企业终于不需要用进口的易拉罐了。

　　“制造”于是才可以一个国家的名义攻城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