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击通胀

　　《上海国资》见习记者 王铮

　　经济学家们比较统一地认为,最为有效的治本之策是控制投资和启动消费，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通货膨胀局势已非预料所及。

　　3月中旬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月份CPI涨幅高达8.7%，再次刷新本轮通胀记录。较1月份原本惊人的7.1%又有较高增长。

　　通货膨胀压力已在迅猛抬升，加上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外部经济环境持续不确定共同构成2008年中国经济的复杂画面。

　　即便2007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防通胀、防过热的“双防”方针，但外界普遍解读为，是采取预调式的“点刹车”，而不是“急刹车”。因其基调虽较严厉，但具体措施并未超出以往做法。

　　当时，各方对通货膨胀形势估计亦较为乐观，国家发改委在其网站发布对物价形势的评价：“当前的价格上涨是结构性上涨，并不是全面上涨的严重通货膨胀”。此前，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更公开表示，CPI指标的8类商品中“5涨3落”，食品价格上涨占比达88%，不能说出现了全面物价上涨，即通货膨胀。

　　仅仅两个多月后的“两会”期间，形式似乎更为严峻。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坦承，“2008年也许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政府报告更是少有地提出了9条措施控制物价不断上涨的势头，政府的目标是把CPI涨幅控制在4.8%左右。

　　《上海国资》采访众多业内学者和专家均认为，因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已不仅是内生的产物，还是大国间的政策博弈。调控的困难，体现在此，4.8%的目标能否实现更是极难肯定。

　　“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维持2007年1月份数字并且环比增长为0，但今年上涨的压力是很大的。”一位席经济学家委婉地对《上海国资》表达看法。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对《上海国资》表示，开放的经济环境限制了政府能够采取的调控措施，即使采取调控，其效力漏损也相当严重。

　　压力巨大

　　事实上，中国经济正面临少有的两难困局。物价上涨固然不妙，下降亦颇难为。

　　从整个宏观面来看，一方面国内稳定物价刻不容缓，管制价格无法放松，但另一方面国际能源粮食价格不断攀升，刺激国内价格。

　　“目前海外市场原油价格比国内成品油市场高出很多，对于国际石油价格政府控制不了，但如果对国内石油控制过度，厂家会减少供应，价格更要上去。”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首席经济学家梁优彩认为。

　　粮食亦然。目前国内大豆需求70%依靠进口，国际粮价的上涨注定推动国内价格。“因为石油燃料生产旺盛，国外大量的粮食供应生产，口粮紧张，导致价格上涨。国内对此没有太多办法控制。”梁优彩说。

　　据美国农业部预计，未来几年内美国1/3的玉米产量将用于生产乙醇燃料，而2002年该项比例仅有11%。

　　不仅如此，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债券部经理姜超对《上海国资》介绍，国内粮食已经连续4年丰收，不能指望未来继续丰收，粮食一旦减产，价格更会上涨，发改委提高粮价的压力应非常大。

　　此外，因国内物价不断往上走，长期的存款负利率要求升息，但此时美英正在减息，政府担心利息上升会控制不住大量热钱的突然流入，抵消一年来的央行货币政策。

　　渣打银行中国研究部主管王志浩解释，美联储1月23日降息后，中国的基准利率超过美国近1个百分点，而随着美联储持续降息，中美间的利差会继续扩大。因此，许多人认为，国际热钱受该利差的吸引将越来越多地流入中国。王志浩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央行应不再加息。

　　“加息的空间已很有限，中国目前利率水平已不低。”经济学家王小广告诉《上海国资》。

　　但加息历来是央行控制贷款增长，减少流动性的必要措施，“中国经济掌舵者面临的局面变得更加复杂”。王志浩说。

　　复杂的情况还在发展， “前一段时间是担心热钱流入，现在是担心大规模流出，因为美国次贷危机恶化，美国本部金融机构急需资金撤回，短期资金的流出已在增大。监管层既不愿意资金迅速流进也不愿意迅速流出，再加上资本市场近期的表现，这些将极大考验监管层。”上海社会科学院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室主任韩汉君对《上海国资》表示。

　　加息或者不加息似乎都难以决定。

　　更难以取舍的是人民币是否大幅升值。贸易顺差加剧增大了人民币汇率调整压力，但美国经济形势不明朗，很难让中国把握升值时机。

　　“实际上升值速度已明显在加快，自2005年汇改至2007年年末，人民币累计浮动上升为12%左右，预计今年一年就将赶上这个数字。”梁优彩介绍。

　　尽管大多数人均赞成人民币升值是解决诸如减少出口降低贸易顺差从而对付流动性过剩和输入型通货膨胀等问题的关键，但操作起来难度不小，这也是政府谨慎放松汇率的原因。“因为在次贷危机爆发后，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面临重新调整，中国至少现在大幅调整汇率不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因为外部影响很难预料。”一位接近决策层的学者表示。

　　诸多因素在考验决策层的智慧。

　　9项措施

　　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重大任务。必须从增加有效供给和抑制不合理需求量方面采取有力措施。

　　政府提出的9条措施全部为财政和行政手段，包括：大力发展生产、严格控制粮食出口、健全储备体系和调整资源性产品价格等。

　　姜超认为，政府的意图很明显，是在控制通胀预期，防止进一步恶化。比如措施中有健全储备体系、对生活困难群众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补贴等，比较积极。

　　但他同时表示，措施效力不会马上释放：“从中可看出，政府最担心的是基础性的粮食上涨。而农业生产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未来5年内才会见效”。

　　部分学者认同9项措施部分确为治本之策，非一朝一夕之功，效果如何，尚难预料。

　　一位学者对《上海国资》表态，没有立竿见影的良方，现在讨论，亦无太大意义。

　　但多数学者对政府关注民生政策仍给予了极大的期待。

　　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首席经济学家梁优彩认为，一可以稳定通胀预期，比如物价上涨给中低收入家庭带来的危害最大，政府有能力给予财政补贴，国外亦有类似做法；最重要的是可以稳定消费。比如控制工业用粮和粮食出口。口粮本已供给不足，目前却大量转化为工业生产用。“在目前消费不足的情况下，此项措施很关键。”

　　他认为政府动用粮食库存提高供给是目前必须的。“这能促使食品供求平衡，避免通货膨胀集中爆发的可能。”

　　王小广亦持乐观态度,9项措施都是对症下药的。他的分析是，目前唯一的压力是成本因素。但他相信部分农产品供求失衡问题逐渐减轻,上涨的持续性不强。国务院对当前结构性的物价上涨采取的是结构性的办法。如增加农产品供给,减少出口,增加低收入者补贴、整顿市场秩序，打击囤积，控制公共服务收费和资源性产品价格等都相当合理。

　　他进一步阐释说，目前对出口的遏制工作正在着手，增加对低收入阶层的补贴也已经启动。王小广因此对今年物价形势表示乐观，他认为尽管效力现在还没有显现，但自第二季度起CPI指数应会有所回落，下半年会有明显的下降。

　　事实上，经济学家们比较统一地认为最为有效的治本之策是控制投资和启动消费，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不过，因这两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目前各地政府刚完成换届，提出控制投资无异纸上谈兵，所以，9项措施对投资干脆未予涉及，而启动消费关系到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任重而道远。

　　在此情形下,国务院9项控制物价措施成为目前逼仄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的现实指望。

　　紧缩的货币政策

　　9项措施功用尚可期待，央行的紧缩货币政策当一如既往。

　　“我们当期的推荐是相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提供给《上海国资》的一份资料中说。

　　早在2007年，为控制流动性，央行的货币政策让人眼花缭乱，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加息，发行巨量央行票据等，动作之频繁为历年仅见。

　　今年1月16日,央行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至15.5%,回收流动性2000亿元左右。这是自2007年始第11次上调准备金率。

　　此外，2月14日公开市场发行3期共计1950亿元央行票据，创下近一年来单次央票发行的最高纪录，这亦被认为是极其严厉的回收流动性方法。

　　央行操作货币工具的努力有目共睹。但2007年年末，高盛出具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货币工具被证明无效”，国内学界一些学者亦认为如此，一位经济学家对《上海国资》尖锐指出：“一点作为没有”。

　　“外汇贷款的迅速增长、国内企业的海外上市冲动、引进外资的大幅度增长、变相的资本内流等，这一切都在侵蚀着从紧货币政策的效力。”梅新育表示。

　　从具体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来看，也难说畅通。

　　“商业银行有两个约束，一是有股东利益，一是有利润指标，准备金率提高无疑使其资金成本上升，商业银行只会尽可能地把资金贷出去，而且越是提高准备金率越有放贷的动力。”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对《上海国资》评价。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借贷的成本弹性不敏感。“当大家讨论紧缩性的时候，效果对于他们是不明显的。可能该紧缩的反而没有紧缩，该发展的没有发展。”华民说。

　　他批评目前的货币传导结构不健全,仿佛中间有一个陷阱,政策效能被吸收消化。

　　但不管怎样，货币政策仍是目前政府采取的最为明显的举措，无论是控制通货膨胀还是流动性泛滥，从紧的货币政策仍是当然的首选。

　　事实上，即便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紧缩无法直接抑制通货膨胀，他们也承认其对于控制通胀预期、收紧流动性、抑制资产泡沫及信贷和投资的过度增长，提高利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等都必不可少。

　　“从投资至生产出口至外汇进入然后至央行发行基础货币回购再至央行回收人民币，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央行除紧缩的货币政策外并无选择。”上海社科院金融与资本研究室主任韩汉君说。

　　央行目前操作的货币工具包括，调高存款准备金率，提升商业银行贷款成本；控制商业银行贷款指标；发行票据对冲流动性。

　　“紧缩的政策不能停下来,我们还建议央行加强窗口指导相配合,并进一步提高贷款成本。”姜超表示。

　　是否可控

　　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是否能如愿达成政府调控目标？据《上海国资》采访所得，对今年政府能否有效控制物价，无论官方和民间，态度都有明显分歧。

　　梅新育对此较为悲观，他说，因为目前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是外部输入的，所以尽管政府努力抑制通胀，但由于世界性通胀的根源没有消除，很多因素不在控制之下，通胀抑制不了。

　　他的观点是,不仅在中国，在国际上，无通胀经济增长都已经成为过去，通货膨胀压力正与日俱增。比如在制成品领域，通货膨胀压力的上升与中国国内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有关。另有学者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悲观。王小广表示,此前因为国外需求偏高,导致投资旺盛。目前美国次贷危机让国外需求减少,因此国内投资会相对过剩,那么价格就有下跌的压力。他认为,影响投资下降的因素表现在:惯性的力量,比如投资的体制性条件还存在,另外,货币环境还是比较宽松。但政府实际上从去年起就开始抑制和减少新开工项目,效果应该会很快看到。

　　雷曼兄弟公司经济学家孙明春表现得更为乐观，他认为，如果没有其他来自供给不足的负面影响，控制通胀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根据预测在今年晚些时候，随着食品供给不足的缓和， CPI 涨幅将从 2007 年的 4.8% 降至 2008 年的 4.4% 。

　　可以推知的是，各方经济学家是因为看待此轮通货膨胀成因不同而得出不同结论。

　　在经济学家们截然不同的结论背后是复杂的经济现实。

　　“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说:“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出一个平衡,我深知这件事情的困难。”

　　这也许是对目前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局势最为现实的判断。

　　全面通胀还是结构性通胀

　　对通货膨胀的形态，各方说辞不一。

　　经济学家王小广说：“从国际国内背景来看，都不存在价格恶性膨胀。”

　　他坚持认为，目前的价格上涨主要仍是部分农产品供需失衡造成，食品价格上涨占比是80%以上。而且，从区域来看，结构性更加明显，经济增长快的区域，物价增长较慢，相反，经济增长慢的区域，物价涨幅较大，农村城市比较亦然。

　　姜超亦赞成这一判断，理由相当。“CPI的某一部分比如食品推动整个物价体系占30%以上，应该说是结构性上涨。”

　　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在一次非公开场合的讲话中说，他并不赞成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提法，因为价格体系是一个整体。

　　梅新育持相同态度，他对《上海国资》说:“我觉得是走向全面通胀，没有哪种通货膨胀是所有商品、服务价格齐步走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亦认为，经济学中通货膨胀的定义非常清楚，即物价总水平的上升，而CPI指标正是物价总水平的反映，“结构性通货膨胀”说法难以成立。

　　国务院9项控制物价措施：

　　一要大力发展生产，特别要加强粮食、食用植物油、肉类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紧缺商品生产，认真落实支持发展生产的政策措施，搞好产运销的衔接。

　　二要严格控制工业用粮和粮食出口；坚决制止玉米深加工能力盲目扩张，违规在建项目必须停建。

　　三要加快健全储备体系，改进和完善储备调节和进出口调节的方式，适当增加国内紧缺重要消费品的进口。

　　四要把握好政府调价的时机和力度，必须调整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和公共服务收费也要从严控制，防止出现轮番涨价。

　　五要健全大宗农产品、初级产品供求和价格变动的监测预警制度，做好市场供应和价格应急预案。

　　六要加强市场和价格监管，抓好教育收费、医药价格、农资价格及涉农收费的监督检查。依法打击串通涨价、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违法违规行为。

　　七要及时完善和落实对低收入群众的补助办法，特别要增加对生活困难群众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补贴，确保他们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

　　八要遏制生产资料尤其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

　　九要坚持执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历次通货膨胀的治理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的多次通货膨胀各有特点，政府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治理。

　　1980年：宏观上经济增长速度迅猛、投资规模猛增、财政支出加大导致出现较严重财政赤字、扩大进口导致外贸赤字,外汇储备迅速接近于零。1979年、1980年物价出现了明显上涨,其中1980年通胀达到6%。后来经过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收缩银根、控制物价等一系列措施，通货膨胀得到抑制，表现为国务院在1980年12月发出了《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对通货膨胀进行治理。

　　1984-1985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引起社会总需求过旺，工资性收入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起成本上升导致成本推动，伴随着基建规模、社会消费需求、货币信贷投放急剧扩张，经济出现过热现象，通货膨胀加剧。为了抑制高通胀,当时采取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强物价管理和监督检查,全面进行信贷检查等一系列措施。表现为从1984年11月到1985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

　　1987-1989年：1988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创造了建国40年以来上涨的最高纪录。物价的上涨和抢购风潮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突如其来的冲击面前，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用3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使用大力度的调整措施。

　　1993-1995年：起因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过猛与金融持续的混乱。有人形象地总结为“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和“一乱”(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此次通胀的治理以199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16条措施为起点，经过3年的治理，到1996年我国实现经济的“软着陆”。

　　争议CPI

　　房价和其他资产价格正以两位数速度增长,但房屋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CPI中却被低估，只占到13%

　　每一轮的通货膨胀都伴随着公众对CPI的争议与质疑，本轮亦不能幸免。

　　今年1月份7.1%和2月份8.7%的增长数据仍与普通居民印象差距太远，根据媒体统计，全国普通家庭月支出在2007年至少上涨10%以上。

　　“现在不应该看绝对的数字，而应该看相对的数字，2月份的数字如果仍然是上涨，那就表示通货膨胀没有消除，央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也不会改变。”上海社会科学院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室主任韩汉君表示。

　　他认为，CPI是一个“一揽子”指标，站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感受。与食品接触多的会感觉上涨加快，但与一些工业品接触多的感觉可能并不明显。“每个人篮子里的东西都不一样”。

　　姜超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他说，今年虽然食品价格涨价迅速，但衣服娱乐文化价格变化很小。比如服装业因为竞争充分，原材料涨价部分厂家要自己消化，这部分领域人群就会低估通胀感受。

　　姜超介绍，统计局沿用一套指标这么多年有一定的道理。“可怕的并不是上升了多少而是不断地在上升。”

　　但另一位经济学家针对此对《上海国资》发出一连串的反问：“既然绝对数字无关紧要，是否意味着其不能准确反映通货膨胀？不能准确反映人们的消费？那么它所提供的对经济生活的解释是不是不准确的？是不是容易让政府、企业和普通家庭做出错误决策？”

　　面对不绝于耳的质疑声,3月16日,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对媒体表示,目前CPI的统计方式基本上能反映当前居民消费的实际情况，尚无修改统计样本构成比重的必要。

　　至此，长时间以来关于CPI指标编制体系是否修改的争议被暂时划上了休止符，但也表明，官方发布的数字在民间缺乏信任。

　　《上海国资》采访众多业内经济学家，对CPI指标态度也出现明显分歧。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公众和市场对物价趋势更难以作出理性判断和相应调整，政府有关部门在物价持续上涨的客观事实面前，也变得越来越被动。

　　美国卡托研究院(Cato Institute)学术事务副主席、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多恩(James Dorn)撰文指出，中国真实通货膨胀很可能比CPI显示的高得多，因为CPI并未精确反映出中国当前的消费模式。房价和其他资产价格正以两位数速度增长，但房屋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CPI中却被低估，只占到13%，美国这一比例超过了40%。而且，一些消费品仍处于价格管制之下。

　　若按照此种说法，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将更为严峻，政策取向或将根本不同。

　　治理通胀的他山之石

　　多数国家普遍认为通货膨胀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有害无益，所以各国政府都很重视抑制通货膨胀。由于各国的历史基础、经济和社会环境存在差异，还有通货膨胀的状况和引发的原因也不同，所以各国实行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就会不同，产生的效果也就不同。

　　美国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以来，美国主要以货币供应增长率为货币政策的控制目标，按经济发展长期规律确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并对不同货币即M1,M2,M3的增长率规定不同的比率和范围。1993年7月22日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宣布，美联储决定放弃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中心的货币政策，转而实施以调整实际利率为核心和关键的货币政策，这是由于美国人投资方式的改变，使政府很难把社会上大量流动的资金都包括在货币供应量之内而加以控制。同时，由于美国经济开始复苏和强劲回升，因此格林斯潘于1994年2月2日宣布，美联储将以“中性”的新货币政策取代前几年以刺激经济为目标的货币政策，通过调整利率，使年经济增长率基本稳定在2.5%(其中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5%，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约为l%)左右，即提前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以解未来通胀之忧。

　　德国

　　德国抑制通胀的最大特点是，把货币政策置于首位，由联邦银行(中央银行)担任“首席执行官”。它具有高度的独立性，肩负“货币监护者”的使命，不受政府对稳定货币的干预.联帮银行以它拥有垄断纸币发行，驾驭所有银行和为国家理财的特殊功能，采取一系列货币政策手段，包括实行贴现政策和抵押贷款政策，调整最低储备金率，频繁进行“债券回购协议”式交易等公开市场业务，规定联邦和州政府将流动资金存入联邦银行而不计利息，以及通过外汇买卖控制流动资金数量等。德国抑制通货膨胀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联邦银行与政府、政府与议会、政府与资方和工会、劳资双方，以及其他各社会经济集团之间协调行动，得到了比较好的成效。

　　韩国

　　韩国政府为了抑制和扭转通货膨胀上涨而加剧对经济增长的损害，首先于1979年4月颁布“稳定化”计划，提出“稳定、均衡、增长”方针，即把快速增长政策调整为稳定增长政策，并相应地把扩张的财政信贷政策调整为紧缩的财政信贷政策.之后，韩国进一步把保持低通货膨胀作为一项主要政策目标，坚持稳定化计划，继续进行一系列的政策调整。 韩国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时，也考虑本国资源缺乏，能源主要依赖进口，国内市场小，粮食等供给不足的实际情况，尤其是针对“资源型”通货膨胀等，而采取相应的对策，即鼓励储蓄、增加生产和稳定物价，特别是保证重点消费品的生产。同时，韩国政府把系统的有力的政府指导或干预，与维护和加强有效竞争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韩国政府还制订和实施反垄断法，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放松对进口和直接投直接投资的控制等，以维护、扩大和促使市场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