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从此开启转型进程(3)

　　至于如何算，当然是各个宏观经济部门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综合小组，汇集各部门和各研究机构的数据和人才进行共同研究。我们以前做的绿色GDP核算就是这个方向上的初步努力。这种研究，没有一个部门能够单独完成。环保总局欢迎任何部门来领衔启动这项计划，我们愿意贡献所有的成果和数据，无条件加入研究项目。

　　经济观察报：长期以来中国的环保工作深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困扰，在你看来，实施新的环境经济政策的时候是否也会受到这方面的困扰？你准备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

　　潘岳：从目前“绿色信贷”的实施情况来看，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和目前的体制结构有关。最好的办法是成立一个综合各种职能的高级别统一协调机制。对于环保部门来说，如果整体垂直短期内做不到，就必须保证环境执法和监测的垂直。

　　经济观察报：你曾谈到过环境方面的不公平问题，如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穷人与富人之间的不公平等，即将实施的环境经济措施能否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产生一些成效？

　　潘岳：七项环境经济政策中，与社会公平问题最相关的是 “生态补偿机制”，也是我最关注的领域之一。具体来说，就是指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城市对乡村、富裕人群对贫困人群、下游对上游、受益方对受损方、“两高”产业对环保产业进行以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为主的补偿政策。这项政策不仅是环境与经济的需要，更是政治与战略的需要。目前，发达国家大都采用了生态补偿政策，成效显著。

　　我国目前也有天然林保护等几类初具萌芽的生态补偿政策，但具有明显的部门色彩，没有统一的政策框架和实施规划。很多良好的政策设计，都莫名其妙地陷入部门利益 “进一步协调”之中。今后生态补偿政策的构建，应首先集中在水源地保护方面。选择典型流域开展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补偿、流域跨界污染控制补偿、跨流域及流域上下游水资源优化利用补偿、流域生态环境效益共建共享等试点。一旦研究试点成功，将为主体功能区划与产业布局的重新调整做出贡献，更将为社会主义公平价值的进一步实现奠定基础。

　　经济观察报：你曾在媒体上谈到环保需要公众的参与，并需要环保信息的公开，在这两方面近年来我国有什么样的进展？你认为这些进展够不够？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大力开展工作？

　　潘岳：环境是公共利益，环保部门理应成为更具透明性、公共性和现代性的部门，这是环保部门的职能性质所决定的。因此这些年，环保总局非常注重公众参与和透明行政，以及与人大、政协、媒体、民间社团和学界的互动。

　　从立法的角度来说，公众参与在这两年取得了重大进展。2005年的圆明园听证会之后出台了《环评公众参与暂行办法》，首次明确了在建设项目的环评中必须包含公众参与环节，并对其程序和规格做出了明确要求；2007年国务院出台 《信息公开条例》之后，环保总局第一个出台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强制要求各级环保部门必须公布规定的环境信息；下一步即将出台的《规划环评条例》中，更是要求在区域开发规划的环评过程中设置更高质量的公众参与环节。这些法规，或许没有立刻得到有效实施，但为公众参与重大环境事务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只要不断博弈，就一定会变成硬制度，就像《环评法》一样。

　　从民间的角度说，这几年围绕着一些大项目发生了一些可以被载入环保史的重大社会事件，公众的参与诉求空前高涨，对环境的敏感程度也迅速提高。接下来几年是一个关键时期，公众参与能否变成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积极力量，能否由此拓展出公民社会的新空间，同时考验着执政者和公众的视野与智慧。

　　经济观察报：总体上你如何评价中国当前环境危机的紧迫性？

　　潘岳：关于环境危机的事实和数据，这些年我已经说得太多。如果要总结一下的话，我愿意打一个比方：这是一个赛跑，一方面是急速积累的资源环境风险，另一方面是急速增长的经济实力。我们要决定的是，这列火车何时开始调头，以什么样的速度、力量和技巧调头；调头的时候，是否能避开暴风雪或者沙尘暴；调头的过程中，如何保证车上的乘客不磕碰得太厉害，车上的货物不要掉下来等等。但这个头，恐怕是一定要调的，因为前面是龙卷风的风眼。

　　经济观察报：为了这样的调头，我们应如何转变政府职能？

　　潘岳：我曾经在宏观经济部门工作过十多年，和很多同僚一样，是秉持着以经济改革促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理念。但目前，我认为应该走科学发展观主导的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

　　经济观察报：除此呢？

　　潘岳：我呼吁，到了重视环境文化伦理问题的时候了！以前谈环保，是个技术问题；这几年谈环保，是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这是社会思潮一个巨大的飞跃。但还差最后一步，那就是文化伦理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技术、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层面都相当好地解决了国内环境问题，但没有解决文化伦理问题。他们仍然是高消费的物质社会，只不过成本通过全球化转移到了国外。中国要实现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要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塑造一个新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物质的不断占有不是人们的最高目标，精神生活和心灵节制能够和物质欲望平分秋色，这才是文明转型的根本出路。而这一点，恰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珍贵的传统。从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到佛家的“众生平等”，都是宝贵的思想资源。所以我呼吁，让我们重新认真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寻求重塑我们心灵的源泉。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