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从此开启转型进程(2)

　　经济观察报：环保部门准备采取什么措施来保障新的环境经济政策的执行力？环保部门有什么机制能够保障违规行为得到及时合理的发现、制止与惩罚，而不使新的法规与制度流于形式？

　　潘岳：如果说实际能力的话，环保总局并没有强制力。因为在法律地位上，这些经济政策目前还不是强制执行的法律；在行政体制上，环保总局的权能在横向和纵向上都有明显限制。要执行，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是尽快推动政策的立法工作；第二是和各部门加强协商，共同采取行动。

　　经济观察报：“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等措施，都需要环保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协调配合，除此之外还需要银行、保险公司、上市公司的协作。在你看来，迄今为止，这样的协作是否令人满意？

　　潘岳：我多次说过，宏观经济部门是环境经济政策最重要的推动者，没有他们，这些政策将永远是空想。这次能够在半年之内出台三项环境经济政策的指导意见，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是不能的。我对此深表感谢！比如银监会和人民银行主动支持 “绿色信贷”；保监会积极推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证监会将环保核查列为上市审批的条件之一；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积极组织开展环境税研究，出台生态补偿相关政策并推动试点；发改委推进保护环境的价格和收费政策改革；商务部加强对出口贸易企业环境保护审核等等。大家可能觉得不过瘾，但在诸多法律尚存空白之时，这一进展已经来之不易。

　　经济观察报：环保部门是否还需要相关各方更大力度的配合？

　　潘岳：我们当然需要相关各方更大力度的合作，因为新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是一套庞大的系统工程，如果各部门不能很好地协调合作，就一定会流产。

　　经济观察报：如果在不同部门之间产生权力冲突或推诿情形，应该如何解决？

　　潘岳：环境经济政策在我国政策实践中迟迟没有推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涉及到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和各个地区之间的权能和利益调整。这是体制固有的障碍，目前只能以最大的诚意和最强的韧性来弥补。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方案明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密切协调配合，尽快制定污染减排的配套政策措施。为此，环保总局愿意无条件地配合相关主管部门，主动协调，争取理解，甘当配角。

　　经济观察报：据统计，我国 7555个大型重化工业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相应的防范机制却存在缺陷，导致污染事故频发，严重污染环境，危害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除了完善环境事故事后处理机制之外，是否也应改善事前的分布机制？

　　潘岳：环保总局一直主张，对于当地环境至关重要的大项目的建设，一定要给当地公众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因为，公众是环境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在法律的框架下和比较完善的程序设计下，他们表达的意见应该得到决策者非常慎重的考虑。

　　经济观察报：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在严重影响环境的项目动工之前，给可能受影响的民众以更大的发言权？

　　潘岳：那就是对地区的开发规划进行环评，在环评中引入公众参与。这样就能避免类似厦门海沧事件重演。目前尚未出台的《规划环评条例》中，就写入了区域发展规划环评中公众参与的程度和操作程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是和 《环评公众参与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一脉相承的重要法规。是环保总局努力三年的艰辛成果。本来预计八九月份出台，现在正在紧张磋商中，尽一切努力在今年上半年出台。

　　经济观察报：你近期撰文指出要算好两笔账，一笔是当前的高污染、高能耗发展模式的代价和未来，另一笔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会带来多大的成本，我们应当如何来算这两笔账？需要什么条件？以算这两笔账为基础，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

　　潘岳：发达国家在人均GDP8000美元阶段基本解决国内环境问题，而当我们人均不到3000美元时，严峻的环境危机就将来到。我们是再发展十年、赶上他们以后再行治理，还是现在就开始转型？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尽快算好两笔账。一笔是照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模式发展下去，也就是不实行环境经济新政策，我们传统重化工业的发展空间还能有多大，什么时候会突发难以承载的环境与资源危机？第二笔是实行了环境经济新政策后，GDP要降多少？财政收入要降多少？转型的成本有多大？中国的经济社会能否承载得起？算不清这两笔账，中央决策起来就少了些科学依据，两赢的道路变成了两难的选择。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