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迁徙之城

　　大迁徙中的人物与城市镜像 之五

　　深圳：迁徙之城

　　深圳的人口数已超过1400万。 区区不过2020平方公里，云集着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非深圳莫属。

　　★采写/《小康》特约撰稿 张国栋

　　2007年9月的深圳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暨“两无”活动经验交流会上，深圳市副市长李铭根据各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报上来的外来人口数字，现场用计算器敲出来粗略的数字——外来人口已经超过1200万，加上现有的200余万户籍人口，深圳的人口数已超过1400万。

　　区区不过2020平方公里，云集着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非深圳莫属。

　　千万外来人缔造现代化都市

　　1980年8月26日，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诞生，怀揣着梦想的各路人马开始朝这个此前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汇集。

　　1985年，广东吴川的农村人陈华，拿着姐姐给的85元来到深圳，在工地上做小工，每个月只挣50元，饭都吃不起。十年后，陈华创立了京基公司， 2002年花25万美金请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来为楼盘做宣传，2005年，陈华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当年中国胡润百富名人榜上，上榜资产为21亿元人民币。略一算计，这个四十来岁的吴川人所拥有的资产几乎是以一年一个亿的速度在增长，缔造了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财富神话。

　　2007年5月，陈华又迎来新的扩张，他拥有的位于深圳最漂亮的海滩大梅沙的五星级海景酒店开张营业。类似陈华这样成功的名字还可以列出很多。他们都是这一拨迁徙者中的幸运儿和领头雁，但对于这一轮如百川归海般的迁徙中，更多人则如祝日升一样默默无闻。

　　2006年，深圳市外来劳务工最为密集的宝安区发起筹建“宝安劳务工历史博物馆”，捐献数十件打工物品的安徽籍务工人员祝日升的故事被媒体发掘出来，他的18年务工生涯是众多外来工的缩影。

　　1988年的冬天，刚刚初中毕业的祝日升提着简单的行囊，来到了当时在内地名头最响亮的特区——深圳。祝日升参加了一个福建在深圳的工程队，抬石头、挖水沟、挑沙浆，三年下来，居然积攒一万多块钱，他用这笔钱在安徽老家建了新房。

　　1997年，祝日升结了婚，后来又有了两个儿子，他在深圳的年薪都维持在三万元上下，除去开销，每年都“至少攒下两万元”，因为能挣到钱，他没有按照原先的预计回到老家，一直停留在这个城市，一呆就是18年。

　　越来越多的人向这个小渔村汇集，由最初的30万人口基数，到2007年并不准确的1400万，20多年，人口增长了近40倍，每平方公里达5000人，这一速度同样堪称全国之最。这些人在实现自己梦想的同时，也在为这个城市的GDP添砖加瓦。

　　两万来自五湖四海的工程兵就地转业，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的脸面——深南大道建起来了，上海宾馆盖起来了，第一高楼69层的地王大厦矗立起来……

　　深圳市政府材料显示，从1980年到1994年，深圳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速度，生产总值以35%的递增速度历时9年突破100亿，再经过5年突破了500亿。1994年后，全国各地的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国家给予深圳的“特殊政策”变成普惠政策，但这并未能阻挡“深圳速度”神话的缔造，GDP的增速仍在20%以上，先后突破1000亿，2000亿，3000亿，2006年更是达到5813.56亿，最终由一穷二白一跃为全国第四。

　　深圳大学易松国教授分析认为，从深圳总体来看，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倒挂的倒金字塔结构越来越明显，现在深圳1400多万人口中更大比例的是外来务工人员、流动人口。倒金字塔结构的第二个表现是社会阶层比例的失衡，在1200多万深圳人口中，精英人群、高收入人群以及包括公务员在内的中产阶层，比例都很小，而每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民众，以外来务工的流动人口为主体，五年来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一座移民城市的开放与包容

　　人多起来是一种什么景象？深圳年复一年不亚于“敦克尔克大撤退”的“候鸟”北归是这个中国最大移民城市最直观的体现。年前返乡之时，深圳火车站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真正进入春节，数百万人一夜北撤，深圳几成空城。

　　2004年，深圳航空推出“亲情航运”，即由家乡接父母亲人年前飞往深圳，机票低于两折，记者以低于火车票的350元机票，接来父亲来深圳过年。

　　那是一个无比寂廖的春节，与家乡的热闹和鞭炮齐鸣相比，深圳十分安静，只有在夜空中偶尔燃起的几束烟花让夜空有了一点动静，在街上找不到开业的餐馆，甚至连车辆和行人都很少，昔日拥挤不堪的菜市场也只有几家还在留守，也没有多少人买菜。同一层楼也没有邻居在家可以聊天，走了，都走了。刚到初五，父亲便坐不住了，“这里人少了，一点年味都没有，还是回家去吧”。

　　这里不是自己的家，35岁的祝日升就是这种感觉。虽然已经是十来岁孩子的父亲，这个穿着一身蓝色工装的安徽汉子面对记者一笑起来露出满口干净的白牙。18年的城市打工生活改变了他很多，有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和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但一直没有改变的是他的身份，他仍然还属于外来工的一员，没有获得这个城市的一纸户口。

　　也正是这个有着候鸟特性的城市，却形成一种独特的城市文化：开放和包容。开放自不必言，深圳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小渔村变身国际都市，本身就是开放的结果。包容则是令人才感到最舒服的创业外部环境，英雄不问出处，在深圳没有形成核心的主流文化，自然无须舍弃自我，可保有个性的自由与空间，这也使深圳充满了勇于开拓的朝气，不断创新的精神和活力， 让深圳成为实现梦想的舞台和品牌企业的孵化器。

　　本地土著与外来人的对立和冲突

　　有没有一纸户口在深圳有着天壤之别。拥有这一纸户口，意味着可享受深圳医保，看病吃药基本不用掏钱；意味着有机会去争取福利房，早期深圳梅林一村的福利房，均价1500元一平方米，如今已经翻了10倍；意味着孩子可以免费接受深圳的义务教育，而外来人口一学期的借读费高达近900元；甚至香港自游行的通行证，也只是针对本地户籍开放，外来工还需要回到各自家乡办理，并加入旅行团方可赴港。

　　这种不同的人享受不同待遇也造成一定程度的本土土著和外来人员的对立。拥有深圳本地户籍的话，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在以收租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众多深圳村落，一出生就往往意味着数十万的年底分红，以致于还引发一些“外嫁女”讨要分红的风波。

　　与这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本地土著相比，外来务工人员不仅要在工厂里一天工作十来个小时，从事着环卫、清洁等低廉工作，还要背负着岐视的目光。

　　2006年2月，在龙岗街道办事处辖区的怡丰路黄龙塘市场附近的大街上，警方挂出“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和“凡举报河南籍团伙敲诈勒索犯罪、破获案件的，奖励500元”的大横幅，两条幅落款均为“龙新派出所宣”的字样，此举引发广泛争议，对外来人员和地域歧视的声讨也因此拉开，最后以警方道歉，相关社区民警被开除告终。

　　深圳警方公开发表的一份《深圳蓝皮书》是首次公布深圳市公安部门就外来人口问题所写出调研报告，报告中认为，绝大部分外来人口是对城市有贡献的城市劳动者，真正破坏治安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只占外来人员约0.7%，“但这一小撮坏分子，是一个巨大的绝对数，是城市市民安全的隐形炸弹”。

　　深圳的外来人口中，从总体上看，“打工一族”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且多来自农村。绝大多数打工仔、打工妹来深圳后主要任务就是在工厂打工挣钱，最大的心愿就是将积蓄邮回贫困的家乡让家人生活得好一点。当然他们当中也有很多人节衣缩食，争取进成人高校和各种不同层次的业余专业技术学校学知识和技术，希望几年后可以“引水返乡”。对待这个城市，他们更像是一个旁观者，而心底最眷恋的却永远是自己的故乡。

　　谁在抛弃深圳VS深圳在抛弃谁

　　2002年11月，网名“我为伊狂”呙中校的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爆深圳，轰动全国。2004年底，呙中校主动离开深圳，赴香港工作。身在香港，他却依旧关注深圳。5年不到的时间，呙中校又抛出一文，这次由深圳已经从“你被谁抛弃”，变成了“你在抛弃谁”。

　　如何让主动迁徙到深圳的人留下来，也成为深圳正在思量的问题。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提议不再提“农民工”，而采用“外来务工人员”这一更为尊重的称谓；在社会保障层面，深圳今年5月还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低缴费、广覆盖、保基本”的劳务工合作医疗制度，每月企业交8元、劳务工交4元，就可保证劳务工的门诊和住院。2005年，深圳特区内劳务工的最低工资达到690元，居全国首位。《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欠薪保障条例》自1997年1月1日实施以来，不仅使用欠薪保障基金垫付企业欠薪4595万元，使33899名劳务工受益，前不久还开展维权活动，半年就为劳务工追回欠薪2.37亿元。深圳制定了17项法规和规章，严格限制和制止部分企业对劳务工的非法盘剥，在法规上对工作时间、加班限制、工资计算与发放、休息与休假、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等作出规定。为满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需求，深圳市每年投入55亿元用于教育，外来务工人员入学子女已达到50万人。

　　也有网民提议，深圳作为具有独特性移民城市，应设立“暂住人口节”或称“移民节”，一方面增强归属感；另一方面以这种方式表示对这个群体的一种特别的尊重。

　　这一倡议引起网民热烈讨论，大多数网上回帖都表示支持。有关专家认为这反映出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但认为设置暂住人口节不妥，可能会人为造成暂住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对立。

　　曾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表示，如果一个城市里长期生活的绝大多数人口是流动的，这些人对这个城市没有认同感，没有“根”的感觉，那么这个城市的心态一定是浮躁的。在二次创业之际，如何留得住人？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开放成果，正成为这个城市主政者挽留人心的响亮口号。

　　祝日升下一步考虑在深圳的宝安区买房子，“我把家里面的房产卖掉，足可以支付在宝安买房子的开销了。”祝日升憧憬着，“到时候，就把老婆和孩子们都接过来，户籍制度以后也肯定要改革的，像我这样的兴许都会有机会……”他说。

　　1987年12月1日下午，在深圳会堂，中国第一场土地拍卖正式开始，敲响了新中国拍卖土地第一槌，一块面积为8588平方米，有50年使用权的土地以525万成交，这也成为深圳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 20年后的6月28日，一块土地面积5000平方米，天健公司竞得总价1.66亿元，楼面地价高达1.533万元/平方米，谓创深圳楼面地价的新高。

　　高昂的地价自然带来高昂的房价，祝日升离梦想也越来越远，高昂生活成本也令更多怀揣着梦想而来的人感到居深圳不易，不少选择了放弃和迁移，这也让这个本来无根的城市，以及诸如北京、上海这些物价高企的城市主政者倍感挠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