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中国在路上

　　世界上，未曾有哪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能够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净增4亿人；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迁徙。这个规模远远超过了全欧洲1820年-1920年整整100年间的移民规模。而这样的迁徙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还远没有结束。

　　★策划／本刊编辑部　　　采写/《小康》记者 魏群 郭芳 陈建芬 陶卫华 李秀江 张志

　　马克思说，一切人口现象都由经济发展决定。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同样由经济发展所决定。

　　从世界发展史上看，每一国经济的起飞都伴随着大量人口的迁移。譬如，一战期间的美国，大量的外国移民进入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本土也有大规模的人口西进，成为美国战后经济增长主动力之一。而在一战前，北美、澳洲持续百年、规模宏大的移民潮，更是伴随着整个工业化进程。

　　中国改革开发放以来，与工业化飞速前进相伴的同样是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速度。“中国从1.73亿城市人口起步，到现在为止，城市人口已经增加到5.7亿人，也就是说，不到30年，确切地说，只有28年，城市人口就增加了4亿人，而且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中来。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能够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净增4亿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

　　近30年来，中国确实是世界上城镇人口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的数据，1975年到2003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6%，世界平均增长率为2.5%，中国则为4.1%。胡鞍钢估计，2010年前后，中国城市化率将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到2030年将达到60.5%，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

　　近30年来，人们从农村迁徙到城市，从落后的城市迁徙到发达的城市，从中国迁徙到外国，然后再回归……个体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为了追寻理想和幸福的生活，为了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像候鸟一样四处迁徙。由此而形成的大规模的群体迁徙，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致使这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土地在3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没有迁徙自由的年代

　　然而，在不太遥远的30年前，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我们并没有迁徙的自由。

　　1949年建国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农业成为重工业所需资本的积累来源，而资金从农业到重工业的转移是以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实现的，从而造成了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粮食短缺。

　　在此情形下，政府采取对农产品统一收购和定量供应的办法来保证工业和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不用说，这是以严格控制每个城市的人口数量，限制人口迁移率为前提的。

　　1956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限制农民盲目流动”的指示。

　　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管理条例》，《条例》否定了公民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

　　至此，迁徙需要学校录取证明，或单位录用证明，或迁入地的准许迁入证明。而在很长时间内，这“三证”基本是不可能获得的。

　　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上个世纪整个60、70年代自动流动的人口几乎没有。那个时候，城市生活柴米油盐都是凭户口凭票证供应的，没有票证，意味着无法生存。

　　改革开放后，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农产品短缺问题，同时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的大量涌现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需要劳动力的流动，政府才开始放松了对人口迁移的控制。

　　1984年有一个文件，文件本身没有很高规格，但在迁徙历史上意义重大。那是国务院的一个通知——“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条件是“自带口粮”。仍然不希望农民进入城市，但是城市在对农民封闭20年后，终于又打开了一条缝。

　　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奔向文明

　　在这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中，大部分是从农村迁徙到城市的农民。

　　他们大多迁往较发达的南方东部城市，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以及环渤海经济圈的都市，主要分布在深圳、上海和北京；他们主要聚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从并不体面的体力劳动开始——但也绝对是这个城市不可或缺的岗位。

　　他们也有理想和激情，最小的理想可能是赚点钱回家乡去盖个房子，取个老婆；有的则梦想着有一天如同是穷乡僻壤走出来的黄俊钦、黄光裕兄弟那样成为中国的首富。当然，这个城市也给予他们实现理想的机会。同是草根出身的中国第一商帮——浙商提供了最激动人心的案例。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内地小镇，随便走过一条小巷，总能听到“铮—铮—铮”的弹棉花的声音；也常能看见修鞋的小铺子里，鞋匠们正叮叮当当地敲打着手中的鞋；各式发廊里，青年男女热情地招呼你进去理发。无论是弹棉花的、修皮鞋的，还是开发廊的，大多操着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在浙江人集中生活和做生意的地方，还形成了既有一定生活情感的沟通交流又有生产经营的分工协作以及广泛社会联系的“浙江村”，如北京“浙江村”、西安“浙江村”、重庆“浙江村”……

　　20年后，他们创造出让中国甚至世界刮目的巨大财富。

　　当然，更多的进城务工者依然寂寂无闻，他们挣着比在家乡务农多一点的工资，忍受着背井离乡的孤苦，享受不到户籍背后所隐藏的各种社会公共福利的权利……

　　但显然这一切都无法阻挡他们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并希望他们的后代也一并留在城市，享受现代化的文明。正是他们这种朴素的执著，推动着社会变革的决心以及城市化的进程。“第一步，农村人口在城市实现就业。第二步，农民工的工资不要太低，不要拖欠，劳动权益能够有所保障。第三步，农民工要能够同样享受社会公共服务，与城里人一样，有同样的社会养老保险，小孩子能同样上学。第四步，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也能参加社会活动，他们的想法也要能在政策上体现。不能是城市人定政策，损害农民工利益。最后，要让他们能够在城市定居下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崔传义认为，中国现在的城市化进程才只是实现了第一步。

　　或者为理想，或者为自由，或者为更多的发展机会

　　1985年，当伍继延以学者的身份第一次从北京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窗口——深圳考察的时候，内地与特区的巨大差距让他震惊。“这个地方的人，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跟传统完全不同。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他们的十分之一，什么单位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有选择的自由，而我也有这个能力。”之前以及之后无数的知识青年与伍继延一样都渴望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去，他们或者奔赴深圳，或者奔赴海南；或者为理想，或者为自由。

　　在一本叫《海南十年反思》的书中，作者如此回忆当年“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盛况：海南建省办大特区的消息一出，大量的人才便向海南涌来，“十万人才下海南”这句话是对当时各路人马奔海南的一个形象的比喻。号称十万，其实，远远超过十万，仅海南省负责人才引进的机构——海南省人才交流中心库存的人才档案就有十八万之多。

　　这些人有知识有能力有激情，年轻进取又富有开拓精神；他们代表改革，代表未来。

　　那些更发达的城市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以及更自由的空间。而他们也在推动着那些城市的发展，快一些再快一些。在此过程中，他们成为了社会的主体甚至是精英，至少也是类似城市之间相互竞争的人才。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在深圳和海南之后，可供伍继延们选择的城市越来越多。这些人在不同城市间频繁迁徙，成就了那些城市的包容与多元，同时也加剧了城市间的竞争。

　　城市间的竞争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出国：世界的迁徙

　　跨国界迁徙，会使国家某些最优秀的人才流失，同样也会使国家某些最优秀的人才回归。后一种情况正在中国发生，并远没有结束。

　　1978年底，当首批中国留学生赴美的消息见之报端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意识到这一事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而国门就这样打开了，一场以留学之名进行的迁徙拉开了帷幕。中国年轻人有机会在醒来之后张望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的命运因为留学得以改变。“在不同的文化冲击中和不同社会环境的冲击下，他们每个人的思想都会有一种生活在中国社会里所无法产生的变化。这一代中国留学生，如同他们的前辈一样，从各自交织着欢乐和辛酸的留学经历中，学到的日后带回中国的，将不仅仅是科学知识、先进技术和异国文化，其中一定也会包括许多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十二年前，钱宁在写《留学美国》的时候这样预测。可惜那时候，选择回国的留学生并不多。

　　当世界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中国这个正在变得强大的经济体的时候，“海归潮”才真正兴起，2002年，成为“海归潮”的第一个高峰年。从2002年春天到2003年秋天这18个月里，有16510个留学生来到中关村访问，其中有3800人留了下来，比过去20年的“海归”加在一起还要多。他们每天注册两家公司，把留学生企业总数增加到1785家。

　　“对一代中国留学生来说，这种变化究竟是什么？而这种变化，对中国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钱宁在写那本书的时候一直在问。

　　答案在进入21世纪之后逐渐揭晓。李彦宏、邓中翰、周云帆、张朝阳……已经迁徙归来的那些正在书写着数字化时代的财富神话。著名作家凌志军说，在21世纪开始的几年，是海归拯救了处于互联网寒冬的中关村。这是我们国家的幸运。他还断言：未来三五十年，中国一定是海归的天下，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都将是海归。

　　“海归潮”远没有结束。“人类是从候鸟进化而来的，所以渴望迁徙；人类也是从植物演变而来的，最终要叶落归根。”

　　尽管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变得越来越扁平，这些人还会像地球村的公民一样不停地在世界迁徙，但他们都知道，这里有需要他们改变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