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土地银行”现状调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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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规避风险的合作社“以贷定存”，只有在有贷出土地需求时才允许村民的土地存入，“平罗全县90万亩耕地，已存贷土地6.3万亩，其中耕地2万亩，荒地4.3万亩。”韩治泰分析数据后认为，村民存地积极性不高。

　　但事实上，“其他村民都特别想存地，但我们已没有实力贷了”，叶立国的心理很复杂：对于村里另外2／3的土地，他想贷又不敢贷。因为农机不够，以及惧怕像今年这样的生产风险再次来临，即便拥有两台总价值54万元的半位式收割机，他也只能望田兴叹。

　　村民渴望存进土地，政府渴望大户贷出土地，叶与政府想法一致，但他更渴望政府的农机补贴和农业保险：在此之前，叶购买农机的资金来自个人资产的抵押贷款，“贷款也不好贷，银行认私人不认组织，好多事一言难尽。”在小店子村，政府承诺发放给合作社的3万元启动资金也缩水成了1万元。

　　土地的民主

　　事实上，33岁的叶立国拥有三重身份：种粮大户，村支部书记，以及合作社的理事会理事长。

　　小店子村的合作社章程上写着，该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村民代表大会，管理机构为理事会和监事会”。在该村，理事会与监事会的各5名成员都由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每10-15户选出一名村民代表，再由产生的40余名代表选举出理事会、监事会。理事会负责合作社日常运作，监事会负责监督理事会的工作。

　　“理事会会长就是村上的领导，理事会里面也有村民，但还没有村民做理事长。”韩治泰说。

　　“进入理事会的条件首先是要有经营头脑，要富裕的，自己都不富怎么带群众致富？”叶立国反问道。

　　小店子村合作社办公所在地就在村委会，这些不拿工资的理事会成员，包括一名由村民担任的副理事长、一名理事，以及会计和出纳。现在因缺乏业务，基本处于闲置状态。

　　“每年冬天由村委员会计制定合作社报表，在村民代表大会上对部分社员和部分村代表公布，监事会监督报表内容。”叶并不讳言存贷关系的畸形，“说白了，贷给大户就是贷给我了，我在里面又是投资又是经营，属于自负盈亏，但实际上赚得少。”

　　在此之前，叶也尝试过以“返租倒包”的形式租赁村民的土地，但因不和村民签协议，手续不规范，被否决掉了。结合平罗县的政策，县委县政府提出了组建合作社的构想。

　　回应私有化

　　曾在平罗县调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杨扬认为，平罗当地的合作社“符合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发展方向”。事实上小店子村合作社运转一年后，村民收入已由去年的人均4100元擢升至今年的6000元，其中增收的大部分来源于“土地银行”支付的“利息”，以及被土地束缚解放后，或进城务工，或给大户打工产生的额外收益。

　　“合作社不仅没有触动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这个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反而通过盘活集体资产、增强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完善了‘双层经营’体制。”杨扬如是表述。在十七大报告中，“完善承包”式的土地流转得到着力强调，而“土地入股”的说法则被小心的规避。

　　“最近我到宁夏考察，宁夏人除了出租、入股以外，他们又采取了新形式——土地存入合作社，为什么要把土地存入合作社？农民说”入股可以分红，赔了怎么办？赔了之后我什么都没有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日前在公开场合也提到了宁夏”土地银行“，他承认了目前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局限性，”农业现代化仍然要走规模经营道路，但中国农业劳动率太低“。

　　自三农问题渐次暴露以来，部分地方官员与学者所提倡的土地私有化，论点即是“土地私有化能促使土地农业规模经营”。对此，曾上书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李昌平，这位原中共湖北省监利市棋盘乡委书记在2005年即提出“慎言农村土地私有化”。

　　“有人说如果土地不私有化就流转不起来。农民回答说，在现有制度下只要种地挣钱，土地使用权就自然会流转起来。”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的农民告诉了李昌平这样一个办法：进城农民以自家责任田抵押，每亩得到5000元进城发展资金，抵押期一般为十年，村长是交易裁决人。出资人在十年内享有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实际上是一亩地的租金交换5000元资金的利息。十年期满完璧归赵，也可再次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