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土地银行”现状调查

　　作者： 胡佳恒实习记者 左维

　　“土地银行”在没有触动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前提下，不改变其权属即实现土地要素的灵活流转，其高效低耗的运作方式或成“土地流转”可资借鉴的新范本

　　编者

　　土地流转需要效率优先

　　对于城里人而言，“土地银行”是一个相当遥远的概念。而且至少在目前，它依然只有中介之实而非银行之名。

　　“土地银行”资产构成并不包括“入股的土地”，这意味着作为农村最重要资产——农民承包的土地，并没有通过股份合作制联合起来，“土地银行”的实力受到限制。

　　目前“土地银行”主要“经营”的是受托管的土地，而不是“入股的土地”等“自有”资产，土地效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也受到限制；农民有权而无股，不能直接从中受益，也不会真正关心“土地银行”的经营。目前并没有大量农民将土地入股，这符合当地实际，因为要让农民放弃土地使用权，将其入股交由“土地银行”统一经营现在还不现实。所以，要创造条件不断完善“土地银行”，特别是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促进城市化，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言必称“改革”未必是好事，至少在土地这个话题上是如此。

　　以往及现在，中国部分地区依然存在“人地两相怨”的局面，叶立国们对“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进行一番改良，不动摇土地权属，不改变土地用途，即探寻出“人地两相宜”的新道路，这样的改良要比伤筋动骨的改革值当。

　　土地是做不大且越来越小的

蛋糕，不可多次分配，但并不是一旦土地私有化就能将“三农”问题终结，也不是仰赖基层政府若干试点就可厘清土地问题的一二三四。涉及到国之根本，稳定才是硬道理。而如何建立稳定的土地环境，政府行为是一枚重量级的棋，毕竟在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政策调配缺失会加速问题螺旋的扩大。

　　让简单的事简单，立足当前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即可完成土地流转，这是“效率”的选择；而政府在处理土地流转过程中遭遇的问题时，该复杂的要复杂，这是“公平”的呼声。

　　叶立国收完这一季1700亩水稻，发觉亏了7万元。

　　“投入108万，效益才101万。”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平罗县小店子村，种粮大户叶立国晚上9点才从地里气喘吁吁的回来：他的拖拉机在翻地时陷在泥中动弹不得。

　　自叶立国2006年来从村里的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贷出1700亩耕地后，“村民都不种地了，现在就落到我这个种粮大户身上。但今年天气不好，水稻减产了。”

　　在贷出土地的头一年，种植规模的突然扩大，加之农机数量跟不上，他只能雇工，成本的增加也无法让叶大户获得理想的收益。目前平罗县有23家合作社。11月一家新的合作社开张，地点就在离平罗县城60公里外的银川市金凤区。

　　92户的银行

　　东临黄河的平罗县2005年在中国最早建立土地合作社试点，入社村民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本金存进合作社，每年换取利息；大户或者企业从合作社贷出土地，在不改变土地权属的前提下可以集中使用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比如村民以每亩480元的租金将土地存进合作社，合作社再以500元／亩的价格贷给大户”，叶将此种合作社称为“土地银行”。

　　“级差地租是村上定的，严格地说应由土地部门和农业部门制定。”曾在当地调研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研究室农村处处长韩治泰说。不过在小店子村，村民让繁琐的行政程序也变得简单起来。“地租由合作社与群众协商制定，主要根据这三年的粮食收成，要村民开会表决通过。”叶说。

　　目前小店子村90余户将共计1700亩土地存进了合作社，占到了村民户数的1／4，这与最初入社的20余户村民、80亩地的数据相比，一年时间已然翻番。因为当地人如单干种田，每亩地收益最多在400块钱，好年景能有500块左右，但存进合作社每亩就有480块的收益。村里的郭建虎从耕地束缚中解放出来后，花27万元买了一台收割机搞跨区作业，在四川江苏等地收割水稻，一年最少挣七八万块钱，加上他家40亩地每年2万元的“利息”，总收入要比在家务农多出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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