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真相

　　邵颖波

　　19号，北京电视台为“纸馅包子”的事向全社会道歉。10天前，由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首播一档节目称：在朝阳区东四环附近的早点铺中，有人出售用废纸箱和肥猪肉做馅的小笼包。因为有实况录像镜头，所以引起轩然大波。但十天之后，北京电视台在“北京新闻”节目中向社会道歉，承认该报道纯属炮制出来的虚假报道。

　　作为同行中人，我们都应该感到脸上无光，不是替别人感到羞耻，而是因为自己也都有义务进行深刻反省——为了我们在报纸杂志或者广播电视中出现的故意造假的不实报道，不公正报道以及动机不光彩的报道和评论而反省。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的同行不同意我们的这种态度，或许有些机构可以挺起胸膛大声宣布：在我们控制的媒体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些丑恶的现象。如果有人对自己的管理有如此信心，我一定会击掌庆贺，心悦诚服。

　　但是在我工作过或者接触过的新闻媒体当中，还没有见过能够不受污染的净地。不但没有这样的地方，甚至在很多地方，有这种天真的追求和想法都会被认为很不合时宜，曾经有媒体领导在邀请我加入的时候就提出这样的要求，放弃新闻理想，老老实实做一份赚钱的报纸。很多同行们在讨论如何增加自身影响力的问题时，也都以赚钱为目的。在他们看来，追求影响力的目的就是赚钱。报纸通过好的内容产生影响力，影响力会转变成庞大的读者群，读者群可以卖给广告商，从而实现报纸的盈利。这是目前大多数媒体遵循的逻辑，作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鼓吹者，中国的媒体率先进入了市场，并开始按照市场规律行事，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普通企业，并引进了大量的企业经理掌舵。

　　不过，找到适合自己的盈利模式，是否就算是媒体真正符合了市场经济规律呢？这一点很令我怀疑。如果“市场经济”的含义这样简单的话，我们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对于媒体来讲，至少有一个问题一直得不到真正的解决：那就是自身的盈利与其社会公益的责任之间存在的矛盾。因为把影响力的目标设定为盈利，几乎导致所有人都忘记了媒体存在的社会学意义。说报纸是社会良心的载体、说媒体是社会公器、说媒体是社会进步的第四力量等等，会被人认为是天真的传统的傻瓜，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出现编导为了吸引眼球而制造虚假新闻的事情当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美国著名传媒人弗里德曼先生在他的《媒体的真相》里说：“我不怕把新闻行业当做道德的职业，我也不怕用道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不怕听起来天真和伤感，任何不是因为相信新闻是道德职业而从事这行的人，都不如直接去炒外汇或者去制造橙剂(除草剂)。”弗里德曼非常痛恨媒体“制造不同声音”(指我们所谓的制造话题和炒作新闻)。如果有人问到21世纪的媒体和他那个年代比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在当前数字化和全球化世界的喧嚣和混乱中，在事实和观点的混淆中，在信息和娱乐的模糊中，新闻记者道德感在自我意识和上级指示的双重合力下滑落得更快而已。

　　一个包子的真相还是容易还原出来的，毕竟我们社会上还是存在着不同职能的部门，这些部门的功能、理念以及动机各有不同，他们相互交叉、作用可以在特定的情节之下把真相挤压出来。但是了解了一起事件的真相并不说明你了解了整个事物的真相。你可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判断出报纸上或者电视画面的真假，但你还是不知道这些文字背后的东西，为什么要做某件事的报道，而不报道另一件？为什么要采访这个人而不采访他的对立者？等等，有个倒霉的人被某家媒体盯上了，虽然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原因得罪了对方，但也没关系，他派人送上广告合同就能解决问题。这里面有很多背后的东西外人都无从知晓，于是有朋友笑称：其实媒体自己就是那个纸做的包子呀，我们顾客的态度就是：尽量少买包子就行了，管你是怎么把纸箱弄碎了装进去的呢！

　　这样的结果令人悲哀，但也是以经济效益为主导的媒体的必然命运。自以为找到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但最终会因为从事了不道德的交易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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