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减排棋局

　　本报见习记者 王新磊

　　　气候变暖已成为全球性话题，与此相关的减排温室气体的争论亦不绝于耳，如何冲破依赖能源和资源的过分消耗才获取的高增长的樊篱，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合理平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备受关注和考验中国政府的智慧。

　　6月12日下午四点，刚一走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污浊的空气和灰蒙蒙的天空就让美国人杜丹德(Daniel J. Dudek)心情糟糕。

　　杜是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的首席经济学家，同时还担任多个国际组织、政府部门和企业的顾问。十几年来，这位资深的美国环境保护专家造访北京已有百余次，但碰到这样阴霾的天气，还是头一回，这让喜欢北京的他忧心忡忡。

　　当天的新闻说，由于河北省部分地区因焚烧秸秆，已造成北京、

　　“北京的夏天已经提前了一个月，如果再不采取更严厉的减排行动，气候变暖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杜丹德对记者说。

　　自1996年以来，杜丹德一直在中国开展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的工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目前他所领导的美国环保协会，正与中国的官方一道，力图通过在中国建立和推行排污权交易制度，以期更好地开展环境保护。

　　而现在，更令他担心的是，由于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所导致的气候变暖，正空前地侵蚀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国际压力乱局

　　杜丹德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按照多数科学家认可的推算方法，在43年后的2050年，全球平均温度将上升2摄氏度。

　　正是这个温度成为了世界的共同关注。在6月7日德国小镇海利根达姆一年一度的八国集团(G8)首脑会议上，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由全球暖化所导致的气温升高必须限制在两个摄氏度之内。而对待气候的中心问题，就成了经济利益和政治纷争的缩影。

　　尽管保护人类环境已经成为全球共同的使命，但这些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名列世界前茅的国家，仍然围绕着这个地球气候变暖的最大危害吵个不停，使得减排不仅成为重要的政治话题，更是成了大国角力的重要领域。

　　由欧盟主导发起的温室气体强制减排任务书——《京都议定书》将在2012年到期，新一轮的协议谈判草拟也即将开始。是由新的国际条约来代替《京都议定书》，还是继续把《京都议定书》的义务延续下去并对其中的减排指标做相应的更新，也被欧盟国家看成是主导世界气候政治话语权的最佳机会。因此，德国总理默克尔很希望借此次峰会，为遏制温室气体的新一轮谈判奠定结实的“欧洲基础”。

　　其实，早在今年3月，欧盟就在默克尔的推动下通过了一项环保协议，争取到2020年把欧盟的排放总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再削减20%，而且表示，如果美国加入其中，欧盟愿意把自己的减排目标调高至30%。

　　不过，这并没有引起美国的兴趣。毕竟在欧盟主导，自己当配角的国际活动中，牺牲自己的利益，为欧盟主导的《京都议定书》玩命干活，美国显然不干。

　　事实上，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美国一直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尽管此举遭遇来自各大工业国最强烈的减排呼声，但美国仍以不能影响自己经济增长为由，排斥所谓的“减排目标和时间表”。在美国人眼里，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重要的是“推动环保技术的开发和利用”。

　　当然，美国的不感兴趣，还源于自己的一些“担心”。因为履行更严格的排放协议，会让美国的利益受损，以至于其国际竞争力大打折扣而欧洲的竞争力大大提升——早在2003年，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已高达57.28亿吨，如果仅按《京都议定书》设定的排放标准，美国要为超标部分支付的费用可能超过1000亿欧元。毕竟欧洲长期致力于低碳经济，其经济和能源结构更有利于环保。

　　不过6月7日的峰会，美国对于减排一贯强硬的态度似乎也发生了些许“逆转”。不仅如此，为了转移注意力，布什还想方设法要拉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下水”——美称中印应被纳入全球减排策略框架，并表示将邀请全球十几个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从今年秋天开始举行一系列会议，争取在2008年底前共同设立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目标。

　　美国这一举动，立即被视为有另起炉灶的“嫌疑”。毕竟，2012年之后，在控制温室气体减排的问题上，是兼容扩大欧盟主导的《京都议定书》，还是在美国主导下另起炉灶，都未确定。

　　尽管《京都议定书》并没有明确规定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任务，但美国再次抓住中国和印度，坚持让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承诺，无疑在找到“挡箭牌”的同时又多了扯皮的理由。

　　就这样，欧盟施压美国，美国再拉扯上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一场通过减排来保护地球的大义事件，在政治话语权争夺的面罩下，变得婆婆妈妈起来，而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面临的压力陡增。

　　中国“国家方案”

　　中国减排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不止来自国际。

　　“能源需求的增长在近年推动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同时也导致半数以上城市空气质量都没有达到标准。用不了很长时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这可不是好的排名。”杜丹德对《财经时报》记者说。目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

　　环境问题既是世界性问题，也是中国目前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被推到前台的中国，在受到发达国家或隐晦或直接指责的同时，也出台了自己的应对方案。

　　6月4日，在G8峰会召开前夕，一份中国政府根据自身国情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由国家发改委会同17个部门，组织了数十位各个领域的专家，历时两年编制的《中国应对气侯变化国家方案》(简称《国家方案》)适时发布。

　　“这是中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政策性文件，也是发展中国家颁布的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当天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上说。

　　《国家方案》明确要求，到2010年，实现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虽然没有设定具体的二氧化碳的减限排目标，但是我们对于整个能源节约的目标是明确的。通过节能，相应地就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马凯说，“不承诺量化的减排目标，并不等于中国不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

　　马凯称，保护环境、减缓气候变化和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是中国实现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过早地、过激地、过高地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样去承诺量化的减排义务，是不公允的，也是不能接受的。”

　　中国工业化的深化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了能源和资源消耗的持续高增长，而随之产生的严重环境污染，又使人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新的担心。

　　最近几年，中国的一次能源供给增长率平均约为15%，GDP的能源弹性系数也达到了1.5-1.6，这使很多人认为想在中国控制由化石能源燃烧而产生的排放并不那么容易。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如此悲观。尽管在2006年，中国没有实现节能4%的目标，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专家马克·莱文依然评论说，即使是只完成规定目标的一半，到2010年中国所减排的温室气体也远远超过《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欧盟的义务。

　　也有专家认为，节能和减排在本质上是高度关联的。按照这些专家的测算，假设中国目前以煤炭为主的一次能源的消费结构不变(在中国目前能源消费中，煤炭约占近七成，二氧化碳的排放约90%是由燃烧煤炭所致)，如果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20%，则中国二氧化碳的减排比例将超过20%。这也将超过欧盟国家减排的目标。

　　而事实是，尽管中国是少数几个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但由于可再生能源的不断开发利用，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将面临下降趋势。

　　而在杜丹德看来，“中国政府及科研机构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的严重性和节能的重要性，这令人感到十分振奋。”根据他的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需求将比现在多一倍，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将增长一倍，节能则是中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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