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北京

　　老北京们正在逐渐离开自己住惯了的老胡同，他们中有近十万人选择出走，在生活成本低廉的河北安家。

　　被动性多于主动性的出走，带着惆怅，但却是市场规律促进资源再分配的体现。这些易地而居的北京人，发出了大京津冀地区概念正在形成，环渤海区域经济融合的信号。

　　□ 本报记者 张梦颖 吴怀尧 实习记者 杨璐璐

　　城里

　　住在北京东四西花厅胡同31号院的老何，有天专门找了个机会爬到了旁边北京二中新盖的教学楼上，想看看自己生活了半辈子的地方从高处看是个啥样子。站在那栋闪闪发光的新大楼上他发现，脚下那片

　　就是这片破烂场，曾是一个傲人的地界儿——西临王府井，南靠长安街，这里曾经是皇城根儿下众多王府的坐落之处。而就在3年前的某天，这里忽然失去了宁静。2004年4月，北京二中扩建工程启动，西花厅胡同的拆迁工作随之展开。

　　告示的拆迁期限是2007年1月，眼下已是4月，180家住户却还有100家没动窝。已经搬迁走了的部分院落上新的运动场和教学楼已经建好了，胡同里的沥青路面也被来往施工的车辆轧的坑洼不平。

　　老何不想走。“习惯了，从上小学起就住在这儿，地上几块砖我都知道，黑着灯都能走。”他念叨着。虽然现在住的很逼仄——老何家17平方米大的房子靠近31号院的门口，旁边没几步就是院子里住户公用的厕所。房门内，老何家不大的屋子里的东西多而杂乱，院子里的过道上也满是杂物。屋顶上铺了厚厚一层木板，是防漏雨用的。

　　2001年从朝阳区某国营粮食部门的股份制改革浪潮中下岗的老何，眼下根本没有贷款买房的能力。而他拥有的17平方米老房，能拿到的补偿价是每平方米8020元，这在寸土寸金的东四，面对最低每平方米13000的价格，想买到同样17平方米的面积都是妄想。

　　20多岁的女儿现在还和老何夫妻住在一间屋子里，“我的要求并不高，支持国家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政府的政策。可我挪一地儿，必须要比这儿宽敞点，但我不想去郊区。”老何说。虽然住得很拥挤，但现在老何一家至少还能充分的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出门300米就是东四南大街，东边靠着朝阳门南小街，女儿上班方便，买东西看病都不远。

　　住在隔壁15号院的吴大妈却日夜渴望着能搬走。“房管会已经不管这片了，水电费大家也不交了，前两年发生居民和施工队的武力冲突时，连110都不愿管了。没有暖气，一下雨院子里满是积水，加上房子漏水，躲都没处躲”，吴大妈说，“哪怕我们再添几万能买个房凑合着住也行啊！”

　　吴大妈很羡慕曾经的邻居邓大爷。邓大爷家的房子所在地属于二中扩建急需拆迁的范围内，如果不搬走就建不了新楼扩不了马路。所以，30平方米的房子得了105万的拆迁费，一家五口人在二环以里买到了一套二手的二居室后还有节余，欢欢喜喜地搬走了。拆迁费的等级分化更加刺激了这些留守的人们，“拆迁费要是不涨，这一片的人也是决不会走的。”吴大妈说。

　　在这近乎执拗的等待中，让人焦心的还有越来越追不上的房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