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案引出高利贷路线图：公职人员牵涉其中

　　一位被高利贷主逼迫还贷的王姓义乌商人，近日向本报记者报料。他不仅将义乌—东阳高利贷路线图详尽描出，还披露当地大型国企、民企将闲置资金借贷给公司或个人，更为触目惊心的是，当地有政府部门、司法部门、银行的公职人员也涉及其中。

　　3月21日，本报记者分别从义乌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刑侦大队与治安大队了解到，2006年8月底、9月底和12月初，当地启动了三次分别由浙江省公安厅、金华市公安局、义乌市公安局组织的“打击赌博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战果显著，涉嫌为赌博者提供游资的几位“老板”，分别被公安部门刑拘或被要求协助调查。

　　在浙江东阳女子吴英涉嫌非法集资案正式进入司法程序之后，2月12日，中共义乌市委、义乌市人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对有关吴英案的案情进行通报。会议宣布并成立全市清理社会非法融资、整顿金融秩序工作小组。组长由义乌市市长吴蔚荣亲自担任，副组长则由常务副市长和义乌市公安局局长担任。

　　“警方已掌握吴英涉案金额累计达数亿。资金大多来自义乌，吴英活动的主要区域也集中在义乌，波及东阳已是事件的尾声。”东阳市一名政府官员透露。目前，东阳市为吴英及同案成立了专案领导小组，组长由东阳市市长江跃进亲自担任。

　　义乌—东阳，两座直径路程约十八公里的商业重镇，将同时迎来一场清理与整治金融秩序的铁腕风暴。

　　惊弓之鸟？

　　“请问，如果以在义乌的商铺做抵押，在国昌投资公司融资的话，可拿几分利？”

　　本报记者以借贷者的名义致电义乌市国昌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名为代称)。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她自我介绍是该公司老板童先生的姐姐。

　　记者询问5分利(月息5%)是否可以，“只借几天周转一下”。

　　该女士简单打断记者的问话，断然回答“太低了肯定不行”。她说最好直接与老板谈，紧接着告知老板的手机号码。

　　记者打电话给童老板。他非常警觉，对利率多少不予讨论，一再说，我现在已不做这个生意了，你不要找我。后迅速挂断电话。

　　据那位向本报报料的王姓商人说，童老板的警觉是有道理的。在春节前，童老板因贷款给义乌一杨姓老板赌博，曾被义乌市公安局传唤协助调查。记者向市局经侦大队、刑侦大队了解此案，没有得到正式确认。

　　“他现在是惊弓之鸟，肯定暂时不会放贷了。”报料者说，童老板另有难言之隐，他与刚刚事发的吴英案有一线牵连。

　　童老板的妻子与吴英是东阳老乡兼熟人，童自然成了吴英的债权人之一。吴英的几个义乌债权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已被正式批捕，童担心自己同样卷入风暴。

　　知情人称，杨姓老板赌博事发，源于他本人在义乌“禁赌”活动期间投案自首。杨此前在义乌经营一家庄园大酒店，因滥赌成性，酒店以2000万元抵押给高利贷主。后为还赌资，又欠下童老板1000万元“垫资”。

　　而这1000万的借款，据报料者称本金是600万元，利息400万元，欠条上则写明借款总额为1000万元，也就是说假设一年借期的话，月利率达到5.6%[400/(600×12)]，即通常所说的熟人价——5分至6分利。

　　据说杨老板已走投无路，他先后欠下5000万赌资，给他提供赌资补给的高利贷主已经不再给他优惠。物业抵债还钱之后，每个月先还利息。仅计算他每个月的还息额，已成天文数字，何况本金。

　　低调的五巨头

　　国昌投资有限公司的办公地址隐匿于义乌市某公寓内，外表并不起眼。当地人说，义乌的几大高利贷主，均是外表低调的商人。

　　据同样欠下巨额高利贷款的一位东阳商人提供的线索：东阳人一直在义乌找钱，“那边老板手上头寸很充足，熟人之外，有担保的话，随时可借到钱”。

　　此人给记者提供了一份义乌五位“大老板”的名单：杨某某，义乌柳村人，表面身份是做小百货的商人；陈某，义乌苏溪人，也做小百货生意；金某，做建筑装潢生意，公司位于时代广场；还有陈某某与上述的童某某，都是表面上做小百货生意。

　　在义乌，与上述五位老板有同样融资规模的老板，约有20多位。他们表面都有正常运作的贸易公司或是酒店、餐饮、洗浴中心等，背后较为隐匿的职业则是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的投资人。有的手上控股3—4家寄售行，以此作为运作资金的枢纽中心。

　　此人分析，这五个老板每年放贷可得利息收入是三四个亿。当然，他们也需要向他们的上家提供高利回报。

　　上述王姓报料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老板向熟人、朋友拿钱，即所谓的“一手”，无抵押的话是2—3分利；将钱放出去，则为“二手”，放贷者有抵押的话，是5—7分利，无抵押的话，则是5分—1角(均为月利息)。

　　“听说吴英借的钱最高的也有一角多的。”报料人说。有媒体透露，吴英曾向义乌一商人借了一亿元，“一年中仅利息还了4000多万”，以此计算，月利率起点为3.3%，至于延期的利息如何计算，则不得而知；如果以月息一角算的话，一亿元一年期的借款，则本息为2.2亿元，这将是吴英做任何正常投资均不能达到的回报。

　　在正常的放贷人看来，吴英不是很好的放贷对象，因为她太高调。“一个本色酒店开业，拉了100多位小伙子，号称是保安，身穿迷彩服，站在酒店门前助威，这是向谁示威？”东阳市一位政府官员曾对记者如此说。

　　据报料人透露，高利贷主的上家三教九流，有国有企业高层的代理人、有民企老板，还有一些政府官员。他提供了一份当地司法机构几位公职人员放贷者的名单，其中一位是交警部门前领导的儿子。但记者尚难以核实。“很难说他们的钱哪些是公家的，哪些是私人的。”报料人说。

　　公职人员放贷给投资公司、寄售行或是高利贷主个人，其利息收入较为可观，比一手2—3分利略高些。即使放贷条件苛刻，高利贷主也是求之不得，“出了事会有人照应”。据说，义乌与东阳一年之间突然冒出200余家寄售行，有些店主即是公职人员的亲戚或是朋友。记者在义乌、东阳采访曾见满街的寄售点已成独特风景，其内在乾坤则难为人知(见本报2007年3月21日14、15版相关报道《本报记者亲历东阳寄售行》)。

　　在东阳，民企老板不仅向高利贷主个人或是投资机构(亦称“地下钱庄”)放贷，也向他们借贷。据说，义乌一位陈姓服装制造业的大户，曾给吴英放过一亿多的钱；而东阳一位名声卓著的建筑业老板，因拍卖土地时急需巨资，曾向义乌老板借上亿资金，“利息不是很高，因为这位老板以他的公司开发的别墅作抵押。而且借期只有几天”。

　　如此发展超速的地下金融，得益于庞大的市场需求，及银行正常放贷手续的繁琐。报料人称，在义乌，银行的钱跑到高利贷主手上“也是正常的”。有普通老百姓拿房产作抵押到银行贷款，再把钱放给那些“老板”，这样可赚得比银行存款高出两三分左右的利息，还不用交利息税。

　　解密“借条”

　　记者在东阳采访吴英案时，曾得到一张吴英的债务借条：

　　“今收到东阳本色广告有限公司珠宝三件。暂时存放在东阳市信用社保管箱内。作为1380万元借款担保。具收人为吕某某。”时间是2006年12月31日。

　　在上述文字之后，还用小字体标明：原借款1800(万)，已归还500万。2006年12月28日，出具借据1380万，规定2007年1月18日前归还。07元月汇80(万)到工行某支行，丽水杨氏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如何解读此份借条，本报记者向报料人请教。他开口即说，吴英只不过是小虾米。他的意思是说，吴英融资的数额与手法有点太小儿科了。

　　报料人详细列出了义乌放贷借条的几种“规范”模式：第一种是在借款时即将约定的利息先还上，如果信用好的，可只还约定借期的利息；第二种在借条中将利息与本金一起计算，写明为本金借款。比如本金借款100万，押定借期三个月，五分利的话，借条中将写明借款115万元，借条中完全不提利息一事；如果借款人信用不好，则在借条中将本金多写一些，或会写150万元，也就是通常所说“押死”，如果正常还款，放贷人会将多写的35万元退还；第三种是在借条中将各种风险列明，比如说债权人可能起诉债务人的话，放贷人则要将诉讼费及诉讼期内债务展期的利息一并考虑，全列入借条，当然体现内容会以本金的形式。

　　此种规则设立，是为了一旦进入司法程序的话，可消匿“高额利息”的证据。

　　以上述规则，分析吴英那张欠条，有可能借款1800万元，12月28日借，次年1月18日还，借期为20天，已归还500万元之后，列明另要汇80万元，即此80万元为利息，因而得出该笔借款的月利息为6.7分。

　　这是吴英借贷中常规的利息额度。她只能拿到这个利率，因为她后期只能拿到“二手钱”。报料人说。

　　记者向报料人了解他本人的借贷利息是多少，他将他手机上存有的二十几条催款短信给记者看，每个月他要支付的利息约50万，而本金与利息为多少，他则不愿透露。

　　他说，全是因为烂赌，在澳门及缅甸赌场，或是在义乌通过电脑下注，义乌人提供的资金已是“服务一条龙”了。据说义乌与东阳一些第二代富豪也有以借高利贷而参赌的。

　　该报料人不愿提及此前他的正当生意。往事已成梦，他说，不得已到了法院倒“安全”些了。

　　(报料人“王姓商人”为化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郑文文、李伊琳、王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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