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张五常凭什么给工人定工资？

　　张五常最近高呼所谓中国贫富分化过大之说是“胡说八道”，是世界银行和“很多好事之徒给作出来的”。接着他就具体举出了例证，证明失业下岗大多是活该：“很多人不是被老板炒鱿鱼，而是他自己炒老板鱿鱼。一家公司每年只有20％工人流失就是很好的了。我的一个朋友在东莞开厂，软件企业，一年会有50％的工人流失。”“假如一个人真的想要找工作的话，你找到一个月600块钱一份工是没有问题的。你去东莞找，马上就有。”

 

　　张五常的朋友在东莞开公司，希望给工人600元的工资。工人一半跑了。张五常义愤了：放着600元不要，还有脸喊穷！

 

　　张五常口口声声市场经济。归根到底一句话：“你想要社会有进步，一定要鼓励每个人发挥个人所长。”那么，我们就从这句话所揭示的理论讲起，帮助张五常理解一下，为什么那么多工人不愿意领600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对所谓“鼓励每个人发挥个人所长”的市场经济制度有一段精彩的归纳：当一个人能从其经济活动中获得的“个人回报率”接近社会从同一活动中获得的“社会回报率”时，经济运行才最有效率。当“个人回报率”远低于“社会回报率”时，个人就不会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了，个人的闲暇时间也就升值了。把话说得再白一些，当一个人对社会作出贡献时，他能立即从这种贡献中按正当比例分得“红利”，那么在利益的激发下，许多人都会争先恐后地造福于社会。如果取消这种红利，或者只奖赏很小的红利，和其对社会的贡献远不成比例，人们就宁愿闲着不干事。

 

　　这一理论，其实一直被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拥抱。他们认为企业家创业不容易，必须从他们的贡献中分得红利，否则就无法鼓励最优秀的人来当企业家。对此，我完全拥护。但是，下面就是我和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分歧。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企业家改变了中国，小民百姓多属于每月薪水600元的跟从者。所谓“个人回报率”接近“社会回报率”的理论，只对企业家适用，对小民百姓则不适用。我则认为，同一理论，对任何人都适用。工人为什么从工厂跑掉？为什么日本、美国工厂里的工人不跑？因为在人家那里，工人到工厂上班，他们从中获得的“个人回报”和“社会回报”接近。中国工人上班如果拿600元的月薪的话，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根本无法照顾家庭。他们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的“个人回报”，和他们所创造的“社会回报”相距太远，所以人家才会跑掉。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张五常真搞不懂吗？

 

　　看看中国近1/4世纪的经济起飞：中国的财富翻了几倍，靠的是劳工们辛辛苦苦制造的衣服、鞋袜玩具……但是，我们并没有造就世界一流的企业，没有世界一流的名牌。这说明，目前中国的经济成就，主要是劳工的血汗成就，不是企业家的创意成就。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么大一个经济体没有世界一流企业的现象。

 

　　我在《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和《草根才是主流》两书中反复强调：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最终不能靠几个暴发户，而必须靠保证普通百姓的基本权利，使他们能够因为自己的努力而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正当的回报。中国的经济起飞起点低，刚刚从饥饿中幸存下来的老百姓，对“个人回报”的要求并不高。他们愿意拿比别人更低的工资而更努力地工作。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搭了他们这种工作伦理的便车。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谁也不能永远坐车不花钱。中国的百姓看到了身边的变化，看到了社会积累的财富。他们开始寻求自己正当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