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妹辞职

　　三周以后，阿敏变得很爱讲话，而且气色很好。“老天爷还是公平的。他让我受了一年的苦，但现在给了我一个新的开头。”

　　打工妹辞职

　　——一个打工妹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有一年时间了，卢青敏除了干活，还是干活。

　　她的工作岗位是珠三角一家工厂的流水线，任务是测试掌上游戏机、电子钟和电子日历。每天工作14个小时，难得有一个星期六下午不用加班，这就是唯一的休息时间。晚餐是米饭、一碟素菜或带肉的菜，还有清汤。工人们12个人一间宿舍，床铺紧靠着厕所。她每个月的工资大约400~600元。

　　卢青敏(朋友都叫她“阿敏”)在生产线上的时候，会跟旁边的工友聊天，不惜冒罚款5块钱的风险。她说，她每个小时都要上一次厕所，只是为了从厕所的窗户里看看远处的青山。后来工厂出了一条规定，要求工人最多每4个小时上一次厕所。

　　阿敏是16岁的时候出来打工的。当时她正在职业高中念书，还有一个学期就要毕业了，但为了省下学费和挣钱养家，她急匆匆地踏上了外出打工的征程。

　　来到

东莞，她在一家汽车站看到了招收质管工的广告。随后她坐了3个小时的汽车赶到那家工厂，填了表，当场就被录取了。这时她才看到厂里拥挤的宿舍、肮脏的地板、床铺紧挨着臭气熏天的厕所。对于她那样年龄的打工者，只有管理很差的工厂(她称为“黑厂”)才会雇佣。这家工厂有1000多名工人。

　　进工厂后一周，她度过了17岁生日。她没什么朋友，家乡的朋友也不知道她在哪里。打工的人出去以后很快就会从朋友们的视线里消失，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他们要找到满意的工作后才会重新和朋友们联络。阿敏的虚荣心不允许她告诉任何人她在一家脏兮兮的、生产各种电子小产品的工厂里做工，每个月只能挣400块钱。

　　这家工厂规定至少要干6个月。6个月结束时，她对负责她的工头说，她不想干了。但工头不同意，还对她说她所在的那个工位活干得很不好，试图以此激她，让她留下。她回忆说，当时那位工头说：“你瞎啦？”

　　阿敏回答说：“就算我瞎了，我也不愿意在你这样一个讨厌鬼手下干活！”

　　后来，她就像许多外来打工者在类似情况下都会做的那样：反击。有一天她没去上工，以示抗议。结果被罚了100块钱，这相当于她一周的工资。第二天她去上班了，但从那以后，她经常跟她的老板──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发生冲突。有一天，她对他说：“你的工厂不值得我在这里浪费青春！”

　　老板表示，愿意在春节后放她走。这其实是个花招，他的如意算盘是，通常春节以后会有大批新民工涌入东莞，到时候粥少僧多，工作难找，阿敏自然就会留下。而且公司对每个工人都扣下了两个月的工钱，这样工人就不会轻易辞职。阿敏也舍不得那两个月工资，最终在这个工厂干满了一年。满一年后老板同意她离开，还退还了扣她的押金。

　　阿敏打工的第一年给家里汇了大约3000块钱，比她家乡的人均年收入还多。家里用这些钱给她的弟弟妹妹交了学费，还买了农药。在阿敏的心目中，她的父母有很重的分量。她计划，打工打到23岁，在这期间她会不停地给家里寄钱。“我希望在外面打7年工，然后回家。”

　　经济学家统计分析，中国现在有1亿多外来务工人员，从纯粹的数字意义上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群体。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人。许多人的薪水还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在东部沿海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从400元到600元左右不等。而雇主却要求他们超时工作，实际工作时间经常超过法律允许的每周最多49小时。

　　工人们如果受伤、生病或怀孕了，通常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劳动法执行得并不严，因为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有一个共识：尽量吸引更多投资。当地官员声称，他们缺乏足够的人手去监督辖下的数千家工厂。

　　但一些打工者并不认为他们就该逆来顺受，听之任之。阿敏和其他许多打工者都说，离开家乡到工厂做工是他们平生所做的最艰难的选择，也是他们到目前为止生活中最大的冒险。但支撑他们干下去的原因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为了自豪。早早卷铺盖回家就等于承认失败。如果能在家乡的小村庄以外更广阔的世界扎下根来，就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离开那家工厂后，阿敏居然在一家电子工厂找到了一份办公室职员的工作。一周后，她开始到新单位上班，从此跨越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界线。

　　三个星期后，阿敏变得很爱讲话，而且气色很好。“老天爷还是公平的。他让我受了一年的苦，但现在给了我一个新的开头。”阿敏圆圆的脸、大眼睛、一头卷发，刚满18岁。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