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珠三角

　　艰难的生存状况，让他们不得不选择逃离：劳工们“用脚给珠三角投票”的举动，直接导致了“民工荒”的发生。

　　逃离珠三角

　　——珠三角打工人群基本生存状态扫描

　　一个重庆人的自白

　　2006年10月27日，广东顺德的一家大型劳动力市场，昔日常常被来自各地的务工人员挤得水泄不通的院子，如今门可罗雀。场内各家中介所玻璃门上，密密麻麻贴满了“急聘”、“常年招工”、“大量招普工”等启事。前来应聘的人却寥寥无几。

　　“最近这一两年招工真是太难了，仅顺德一地就至少有80%的企业面临缺工的窘境，有的工厂一次要招两三百人，在这里能招到100人就算不错了。”在屈指可数的应聘者中，记者采访了一个名叫刘树成的年轻人。

　　“我是重庆潼南人，今年28岁了，我18岁就到了珠三角，在十几家工厂打过工。现在可好找工作了，随时都有工厂要人，我自然要‘货比三家’啦。实在找不到满意的，就回老家做点小生意吧，种田也行啊，虽说收入低一些，但消费也低。起码没打工那么辛苦，家里人还不用担惊受怕。”刘树成言语的背后，有着另一层恐惧：“出来打工，最怕的就是遇到报纸上说的那种‘血汗工厂’，所以我现在多跑几家，就是想找一家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工厂。

　　“最可怕的工厂在东莞，他们自称是‘军事化管理’，我们叫做‘监狱式管理’。这样的工厂，四周用铁丝网，甚至用电网围起来，只有门口一道大铁门可以进出。一个月放一天假，那天可以出去买点东西，其他时候吃喝拉撒睡全在厂里。”说到这里，刘树成变得有些激动，“一次，我一个老乡的老婆从另一个工厂过来看他，她在厂门口站了5个多小时，从下午7点一直站到晚上12点多我们下班。最后两口子还只能隔着铁门说话，我们出不去，她也进不来。那情形简直和探监没什么区别，我在一旁看着都心酸。

　　“工厂的保安，其实就是打手，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罚款。每个月都有一定的罚款任务，必须要罚够多少钱。迟到、请假就不说了，迟到一次一天白干，连上厕所都要罚，我见过有人一个月只领到5毛钱的！”刘树成愤慨不已，“谁不服，轻一点的罚站，重一点的还要挨揍。进厂的时候就要交押金、扣身份证，工资几个月不发，让你走也不是，留下来更惨。你说这样的工厂是人呆的地方吗？”

　　这样的“监狱式工厂”在珠三角比比皆是，深深伤害了打工仔。与珠三角快速增长的经济相比，最近12年，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越来越艰难的生存状况，让他们不得不选择逃离：有的回到家乡去另谋生路，也有一大批开始向条件稍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转移。劳工们“用脚给珠三角投票”的举动，直接导致了“

　　断指事件

　　顺德伦教镇，有一家“和平手外科

　　这家小镇里的专科医院，在珠三角却大名鼎鼎。该院常务副院长10年里做过大约4000例断指再植，平均每天一例。据了解，在珠三角，像和平手外科这样的医院还有很多。有资料显示：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至少有3万起，被机器切断的手指超过4万截。

　　数月之前，韦桂琼与她16岁的小儿子何继斌来东莞打工。何继斌进到一家小型胶带原料厂，每天上9小时夜班。何继斌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职业培训，直到现在他都不知道轧断他手指的是什么机器。

　　4月7日晚上，何继斌又上班了。他的工作是挑拣废胶带，把可以利用的放到机器里，再从出料口把滚烫的已经融化成浓粥一样的原料拿出来。21点左右，机器的皮带传送轮出了问题，何继斌把左手伸到皮带下面检查，右手扶着墙。“不知怎么搞的，右手碰到了墙上的电源开关，皮带一下转动起来，左手卷进了皮带轮，然后又被甩了出来。”

　　左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立即血流如注！“三个手指都不会动了。无名指第二关节只有皮肉相连”。医院为何继斌做了断指再植手术，中指和食指保住了，无名指却留下了残疾。

　　住院一周后何回到了厂里，“老板说在医院也是睡觉，回厂里一样睡。”

　　6月20日，何继斌找老板辞工。按照每天15元，住院休息期间工资照发的标准，老板算出了5月1日至6月20日的工资：50天工资750元，另外再补750元算是了结工伤。加上前两个月的工资750元，何继斌工作近4个月，以一个手指残疾的代价换得2250元。

　　韦桂琼觉得老板给儿子的补偿太少，第二天给老板打电话，要再加点。老板不理。韦桂琼几经辗转，向东莞劳务管理站求助。劳务管理站站长打电话与厂方交涉，厂方说愿意私了。双方见面，韦桂琼明确提出要对方赔三万，“他们说我是敲诈，反悔了，不愿意私了了”。

　　“私了”行不通，只能“公了”，韦桂琼带着何继斌先到医院验工伤。何到了医院，医生不给做鉴定，要他们先办好社保局的证明，再带着身份证才能做，但是何未满18岁，没有身份证。韦桂琼又找社保局，对方说要有何继斌是该厂职工的证明，比如工作证、饭卡、胸卡才能开证明，而何继斌所在的这家小厂从来就没办过这些东西。“公了”也行不通，还得“私了”。韦桂琼的老乡再次帮她打电话给老板，最后双方商定给一万。三天后，老板又变了卦：“你们还是验伤找劳动局‘公了’吧”。

　　为了处理儿子的事，韦桂琼因连续请假被工厂开除了。这样一来，无助的韦桂琼不但来珠三角淘金的梦想没能实现，还赔上了儿子的手指。她听说，附近一个工厂有个工人因长期加班累死了，最终也只赔5万块钱就了结了，韦桂琼决定“以后再也不进工厂做工了”。

　　五十岁和十七岁的打工仔

　　中午12点，正是午饭时间，记者在中山一家工厂门外看到，涌出工厂的工人们围在门口一个卖盒饭的小摊前抢购盒饭。今天的盒饭卖的是苦瓜炒肉片，下面是满满一盒饭，上面有为数不多的几片苦瓜，肉就更少了。一位工人介绍，这样一盒饭要卖3块钱，厂里的饭菜太难吃，而且每顿最少也要花3块5毛钱，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一般多在外面吃饭。

　　记者来到附近最大的“福缘快餐店”，说是快餐店，主要也是卖盒饭。店内来自附近工厂的工人们，每十来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埋头津津有味地吃着。记者也要了一盒饭，在他们中间坐下，漫不经心地与他们搭讪。

　　五十岁的广西人老王，皮肤黝黑，满脸沧桑。“你说的那些事情，我都知道，我要给你讲讲你不知道的事情。”老王摆出一副“老江湖”的姿态，“我来珠三角十几年了，一直干建筑工人，十几年来我还从没遇到过一个不拖欠工人工资的老板。”

　　“去年一个老板拖欠了我们一年的工资，总共十几万块钱，我们去找他要，他死活不给。一年白干啊！”回忆起自己的遭遇，老王非常气愤，“工人们都愤怒了，直接把老板铐到了派出所去。谁知道派出所说‘我们没有权力抓他，你们去找法院’，直接就把人放了。

　　“我们告到法院，法院判我们胜诉，那时老板已经躲起来了。其实他就藏在他家里。我们又去找派出所，派出所还是告诉我们去找法院，我们又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东推西推、东调查西调查，到现在我们也没能拿到钱。”老王无奈地告诉记者，“后来派出所的人告诉我们，可以找‘另一条路’解决。‘另一条路’你懂吧？就是要我们出点钱，由派出所去帮我们把钱要回来！

　　“要不是为了供儿子上大学，我早就不在这里干了。现在钱也没挣到，还得受那些窝囊气！”说到这里，老王狠狠扒了两口盒饭，愤然离开了餐馆。

　　老王的一番话，听得记者对面的一位小伙子唏嘘不已。这个小伙子一头乱糟糟的头发，明显长期缺乏睡眠，一脸菜色，眼神有些迷离，言谈之间显得憨厚老实。他告诉记者自己叫李捷，江西人，今年刚满17岁，15岁就出来打工。

　　“我就在这附近的伟博电路板厂做焊工，出来打工比我原来想象的要辛苦多了，每天站着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不过每月基本上都准时发工资，厂里还提供免费住宿，虽然条件差一点，也可以省下一笔钱。一个月下来拿到手里的钱有1000元左右。”和老王比起来，李捷感到自己值得庆幸。

　　“现在也没攒下多少钱，每个月要寄一些回家，剩下的基本上花光了。技术也没怎么学到，明年再看看，也可能回老家去做点小生意。”谈到未来时，李捷显得有些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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