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龙模式的艰难生存

　　泰龙的故事讲述了一个民营企业在电信产业中的生存困境 

　　文/郭玉闪

　　自电信改革之后，在庞大的电信市场边缘，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企业家“开疆辟土”，比如1997年福州的陈氏兄弟提供网络电话服务，比如2001年底开始出现的四川成都泰龙模式等。只是，由于这些企业家才能在电信业所搅动的竞争前景，使得他们基本上都遭到了来自电信体制方面的各种障碍：陈氏兄弟的创造已经基本上被“国家队”剥夺，成为“国家队”后来的专有产品(IP电话)；而四川泰龙则在逼迫之下从技术入手寻求突破。

　　电信产业如何才能获得良性的制度变迁？如何将企业家才能容纳入电信业的改革中？四川泰龙的发展故事，它的“政策”命运，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并细细评思；不仅仅因为它促进电信业内实现了以服务质量取胜的竞争方式，更因为它至今依然顽强的生存着。

　　泰龙模式

　　泰龙模式的产生，源于泰龙公司跟联通公司的合作。那时，联通想进军成都的固话市场，但是既要建设城域网，又要发展终端用户，所需投资十分巨大，为了节约建设成本，联通将终端的用户驻地网建设交给泰龙公司，由泰龙公司为它在最后一公里(规划红线内的小区等)建设驻地网并代为发展固话用户，泰龙公司的回报是可以分享月租费、初装费和通信费用。

　　这种合作模式对本地网新进入者的好处不言而喻，它减少了通信运营商的投资，同时却迅速扩大了它们的用户争夺能力。于是很快，铁通、网通也加入了与泰龙的合作队伍。

　　显而易见，泰龙模式发展出的这样一种市场合作安排，可以大大加快本地网市场上非主导运营商的成长，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前面提及的，泰龙模式在它所建设的所有小区驻地网里，都能对小区用户提供自由挑选运营商的选择权。

　　无法想象，这样一个重要的市场安排，如果没有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怎可能出现！几乎可以说，每一个新商品的成功出现，背后都有一段企业家才能的故事。

　　问题是，中国的企业家，除了要在服务的创新上挖空心思外，还得同时对制度环境创新；也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家，除了要会在产品市场上钻漏洞，还得会钻制度上的漏洞。而后者给企业家带来的风险，事实上要远胜前者的风险。

　　泰龙模式也是如此。泰龙的创始人张贤清，从原来的成都电信党委副书记的高位辞出体制，他的企业家才能，不仅仅体现在找到了切入固话市场的竞争空白点上，还体现在他必须要会应对来自于电信制度的挑战和压力。

　　但是，也正是如此，泰龙的命运几乎取决于中国电信产业制度容纳企业家创新的弹性上了。

　　可爱又可恨的制度

　　所谓制度的弹性，主要体现在对用户驻地网建设的解释上。2001年，信产部《关于开放用户驻地网运营市场试点工作的通知》使得除公共网运营商之外的宽带运营商也可以名正言顺的投资建设宽带驻地网。接着2003年修改后的《电信业务分类目录》里将宽带驻地网进一步上升到第二类基础电信业务、网络接入业务中的用户驻地网业务，也就是说，驻地网网络可以同时运营宽带数据和语音。这使得泰龙为非主导运营商在小区内提供固话接入服务看起来名正言顺。

　　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泰龙模式依然遭遇到很大困难，这困难来自于2000年生效的《中国电信条例》。

　　为了实现对联通、铁通、网通以及中国电信的平等接入，泰龙公司建设了中心机房，引入了程控交换机，同时还拥有自己的城域网通道。另外，在业务收入上，多采取话费分成的方式。程控交换机、城域网通道以及话费分成，都被认为违反了《中国电信条例》里关于基础语音业务的规定，因为泰龙并不是公共网运营商，不应该拥有这些元素。

　　成都电信是成都市的主导运营商，泰龙模式的成功推广迅速增强了与之竞争的几家非主导运营商的实力，这使得成都电信对泰龙模式的存在寝食不安，采取了种种方式扼杀泰龙。其中之一，就是打制度牌——既然泰龙拥有了不该拥有的话音市场的网络元素，那么根据制度应该对之取缔。

　　我们说，当企业家的市场运营行为进入到已有制度的模糊地带时，此时对制度的解释权就变得至关重要了。我们判断中国电信产业的制度改革或者制度变迁是否更为合理，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看政府在市场上出现了挑战制度边界的行为时如何对制度进行解释。

　　这也是中国的电信产业在制度环境上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从省到中央，各级政府部门都对制度拥有一定的解释权。于是，利益各方的博弈往往从地方到中央，时间拉锯长，反复也多。这种权威体制，好的地方是，如果地方判错，还可以依靠中央进行纠正；坏的地方是，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企业往往面临的对手比之强大数倍甚至数十倍，解释上的反复，会耗光创新企业的所有生存资源。

　　毫无疑问，泰龙面临的对手成都电信比之强大数倍不止。而且成都电信对地方层面的解释权威(成都市政府、四川省通信管理局)影响力也要大得多。所以，在泰龙模式的生存博弈中，泰龙公司遭受到的压力空前巨大。2003年，泰龙和成都电信争端一开始，泰龙就受到成都市政府当头一棒，被勒令“停止一切涉及固定电话网建设等超范围经营的业务活动”，虽然后来成都市政府又发文缓和了语气，但是在城域网通道、程控交换机上依然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之后，到2004年，泰龙公司更是连年审都不予通过。

　　泰龙公司的遭遇特别凸现十多年来中国电信产业在制度改革上的问题。电信产业虽然又是学英国模式增发全业务牌照，又学美国日本横切竖切，但是弄来弄去，依然是国有满天飞，来自市场自发演进产生的企业家才能很难有立足之地。

　　可是，如果中国电信产业这么大市值的市场容量，居然无法诞生或者诞生了也无法生存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那几乎就是笑话了。更何况像泰龙这样的公司，在打破最后一公里上的制度创新上，在全世界的本地网市场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顽强的泰龙

　　还好，泰龙公司非常顽强。张贤清带领下的泰龙公司，为了应对制度危机，采用了“技术换生存空间”的策略；一方面同意根据地方管理部门出售城域网通道、程控交换机的要求进行整改，另一方面，开始在驻地网部分引入全光纤社区(即FTTH，Fiber To The Home，光纤到户)的概念，FTTH依然保留了公共接入平台的特点，只是不再使用程控交换机，只是在小区公共部分安装一个局端设备与各个运营商的城域网接通，同时在小区内废除原来的铜线入户，将光纤直接接入楼栋、楼道甚至用户家里。此时，除了能实现对多家通信运营商的平等接入外，因为驻地网全部使用光纤，光纤的高宽带和高速传输特点，使得泰龙还可以同时为有线电视提供接入服务，也因此可以为小区用户提供从话音到数据到影视的所有业务。

　　泰龙的这个策略，除了将业务能力提高之外，同时由于可以提供接入服务的对象从电信部门延展到有线电视部门，也降低了在制度上可能遇到的阻力。

　　而且，从2005年开始，在国家层面上，对于驻地网建设也终于出现了一个有利的解释：2005年7月，信息产业部下发的《关于加强对电信管道和驻地网建设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里对关于驻地网建设管理部分规定：“民用建筑的开发方、投资方以外的主体投资建设的公共电信配套设施，该设施的所有人和合法占有人利用该设施提供网络接入服务时，应获得相关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并为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平等的接入和使用条件”，这事实上同意了泰龙公司这样的驻地网接入服务商的存在。另外，2005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规定：“非公有资本可以建设和经营有线电视接入网，非公有资本可以控股从事有线电视接入网社区部分业务的企业”。

　　这几个文件，都正好为泰龙的新方向奠定了政策基础，即利用用户驻地网实现三网融合。不过，泰龙虽然很顽强，它的生存依然存在着诸多困难。这些困难要总结起来，根源依然在政策的不确定性。比如，FTTH虽然前景很好，但是论起投资，比以前的泰龙模式要高数倍，但是由于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很难对外融资。还有目前泰龙与各个运营商的话费分成结算方式，除了依然具有政策风险外，还使泰龙背上了很重的经营风险。另外，由于用户驻地网的开放还只限于试点城市，国家还未考虑发放全国性牌照，这也使泰龙无法迅速走出成都，向全国扩张等等。

　　完全可以认为，泰龙的政策命运，牵动的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安危问题，还有国家电信产业制度变迁对企业家才能容纳的弹性问题。无法相信，由“国家队”主导的中国电信产业，由一群都是为国家打工的高级经理主导的电信市场，在朝向一个以服务质量取优出奇制胜的竞争性产业演进中能有多少潜力可言。

　　泰龙的“政策”命运，或许就是中国电信产业的制度演进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