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贵”为“政”不仁

　　当“新贵”为“政”不仁

　　然而，对经济人而言，“无利不起早”是个永恒的定律。既然新贵参政一般都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考量，那么如何保证有着经济人本性的“新贵”执政后不滥用政令，不搞权钱交易，不损公肥私？

　　瑞安是温州一个发达的县级市，全市村集体资产超过100万元的村数以百计，有的村光银行存款就达几千万元。村民反映一些村干部在财务管理、工程发包、土地转让等方面的问题，成了瑞安市的信访“热点”。

　　据瑞安市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事实上，有不少“村官”在村务管理、决策中存在明显的故意过错行为，给村集体造成很大损失，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理。个中原因，主要是村委会不是政府部门，行政监察用不上；如果村干部不是党员，那么党纪监督也对其行不通；由于没有证据证明其有收受贿赂、非法占有集体资产、贪污的犯罪行为，也难以适用刑事处罚。

　　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当新富阶层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愿望时，担心他们“执政”后“为政不仁”的顾虑，就在情理之中了。

　　“富人政治偶尔会出现一些不良现象，”著名学者党国英，较早研究乡村新富阶层政治诉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在研究论文中说，“这是实行民主政治之初的正常现象，并不奇怪。如果政策调整得当，乡村富人阶层可以成为推进乡村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

　　怎样的“政策”才能“调整得当”？

　　研究者认为，瑞安市“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度”这样的“政策”就比较“得当”。起码，瑞安农村的民众是欢迎的。

　　在首个试点村安阳镇北隅村，新当选的村委会副主任刘德龙说，他们签《协议书》时，“在场的村民都鼓掌了”。谈起对“协议村官”的看法，有的村民反问记者：“如果村干部没有私心杂念，他为什么不敢承诺呢？为什么不敢签协议呢？”

　　北隅村试点的消息很快传开。随后，包括邻近县市在内的许多村，纷纷派人前来取经，有的要求乡镇政府帮助他们尽快建立这项制度。

　　根据这项制度的要求，当“村官”还是候选人时，就得首先填写一份《村委会成员候选人承诺书》，张贴在村委会公告栏。承诺的便是协议书中规定的有关条款。

　　“候选人做出承诺”、“当选后须签订协议书”，这些条款写进了由瑞安市司法局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订的《村民自治章程》。

　　如此一来，起诉违规“村官”就有了法律依据。瑞安市人民法院副院长戴贤信说：“推行‘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后，村民如果根据《协议书》或者《村民自治章程》的规定，提起侵权之诉或者合同之诉的，法院将依法受理。”

　　用合同的方式约束村干部，或者说走向村政前台的乡村新贵，在法律上是否妥当？专家们认为，村主任违反财务规定，乱开支和乱报销，或者在村务管理决策上胡来，本身就属于侵犯集体权益的行为，完全可以适用于民法。“村官”与村民之间的协议方式，是对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具体化。

　　这项制度的主要设计者、瑞安市司法局副局长李国民认为，近年来，农村村委会选举中，有的候选人摆酒请客、贿选，甚至采取暴力介入手段，就是因为心术不正，看中了村级资产。而这些资产在处置过程中往往缺乏监督。

　　“毫无疑问，民主监督不力，导致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形同虚设；如果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到位，民主监督落到实处，想‘捞一把’的人就会打退堂鼓。”浙江省民政厅助理巡视员何志权说。这位长期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专家认为，此举实际是一项民主监督制度。它起到了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作用，可以依法规范村委会选举，刹住一些地方村干部选举中的不正常现象。

　　

浙江大学法学院赵世义博士认为，“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把因经济问题引发的村民和村干部的矛盾纳入法律诉讼程序，改变了动不动就“上访”的习惯，有利于培养法治精神，有助于促进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当然，这一制度也有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比如，它会不会形成事实上的村干部候选人财产资格限制？公务管理究竟应当依靠社会精英还是普通群众？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尚不够成熟的制度，是实行农村民主自治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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