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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肇始于义乌的新富阶层走向乡村政治前台，成为民主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防止新富参政“为政不仁”的协议村官制度，在瑞安诞生。当一个城镇的居民被“贿选”折腾得筋疲力尽，他们创造性地提出委托选举公证。它们的出现非但是民主之魔与民主之道的赛跑，也将村社民主的制度创新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协议村官”：当新富为政不仁
对经济人而言，“无利不起早”是个永恒的定律。既然新贵参政一般都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考量，那么，如何保证有着经济人本性的“新贵”执政后不滥用政令，不搞权钱交易，不损公肥私？
“我是‘协议村官’。”不善辞令的王献桃说起话来开门见山。40岁上下的王献桃，是新当选的“村官”，一个多月前，经由村民民主选举这个似乎新颖的乡村政治活动，由商入仕的他，被选票拥戴为浙江瑞安市莘塍镇红光村村委会主任。
2002年8月7日，在王献桃略显宽敞的办公室，他用短小的手指掀开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取出一纸《协议书》，递给记者看：“呶！我是乙方，名字签在这儿。”红光村党支部书记何小林，则作为全体村民的代表，以甲方身份签字。
这个40天前签订的协议书，将村官有可能“违法行政”的11个层面一一列出：村集体建设项目的确定和发包；土地规划和宅基地的分配、使用；征用土地各项补偿费的使用方案；集体资产出租和其他收益的管理与使用；建设资金筹集、管理与使用；违反规定报销、公款私存或违反现金管理规定等行为。
王献桃说，尽管协议烦琐，约法十一章，但核心内容只有一个：如果就任村官后，不搞阳光政治，暗箱操作，违规决策、管理，造成村集体经济损失，他将承担赔偿责任。
据悉，王献桃的协议不是独创，自今年5月瑞安市推行“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以来，逾千名村官持有王献桃手中的协议书，“协议村官”出现在瑞安1/3的村政舞台上。
当下，在浙江富裕地区的村政舞台上，活跃着一批私产甚丰的村官，由于其完成了从乡村经济精英到村政核心人物的转变，有研究者尝试着称之为乡村“新贵”。从事房屋中介生意的王献桃，只是众多从乡村新富阶层中涌现的“新贵”之一。
“协议村官”的出现之所以能够引起各界的关注，与众多“新贵”通过捐资参选，走向村政舞台的背景有极大的关联。在一些受访者看来，“协议村官”能够最大限度地防范新贵为“政”不仁，以“政”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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