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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人郭德刚：让更多的中国人喜欢相声
★文/《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伟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话题，成为“两会”代表委员讨论的热点之一。
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呼吁，要对各民族杰出传承人尽快普查、摸底与认定。民间文化的活态保护，主要靠传承人的口头传授。如果传承人消失，就意味着文化的消亡。故而，对传承人的保护的关键，是要保证代代有传人。
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松代表认为，我国的文化产业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实力还较薄弱，路子还在探索。若要加大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处理好民族文化资源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民族文化资源是有生命力的，能够成为文化产业的支撑点。而我国目前民族文化资源流失严重，民族文化创造力在急剧下降，如此状况怎么谈得上发展民族文化？没有民族文化资源作基础，以什么发展文化产业？
而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坚守。
33岁的小郭是天津人，生长在双职工家庭的他，小的时候，因为没人管，就被当警察的父亲放在辖区内的红桥俱乐部玩。俱乐部里常常有戏曲、曲艺等演出，小郭就看，然后就喜欢上了。
8岁那年，小高拜天津评书艺人高祥凯学习评书。后来，小郭还跟天津相声艺人常宝丰学说相声。小郭很高兴也很刻苦。不管刮风下雪，他每天四五点钟起床练习基本功。评书、戏剧、曲艺、相声，什么都学，什么都练，直到太阳出来才结束。
天津相声界的常宝霆先生曾对小郭说：“学相声最主要的有三点，天赋、兴趣、刻苦，缺一不可。”小郭一直没忘。
1995年秋天，为了自己的相声梦想，小郭第三次来到北京寻求机会。“我会说相声、说书、写东西、唱京戏、唱梆子、唱评戏，就凭这几样，我有自信。哪怕在北京头破血流、折条腿，这辈子不冤。如果等到八十了，打开电视，我只能跟孩子说，瞧见没有，上边这孙子当初还不如我呢，我要去比他强。孙子要问我：你早干嘛去了？那太没劲了。”
刚到北京时，小郭的日子过得很苦。因为没钱，他住过平房、桥洞，经常会为几毛钱而认真算计。有时下班太晚，没了公交车，小郭便徒步从城里走回郊区的住处。有一次发烧，小郭没钱，只好把寻呼机卖了看病。最窘迫时，小郭一个人在荒郊野外眼泪哗哗地流。
后来，小郭偶然认识了一位电视圈的人士，于是凭关系在些影视圈找点活儿干，才解决了基本生活问题。再后来，小郭注册了文化公司，写剧本，写书，当电视节目主持，制作影视节目，出版音像制品……为了生计，小郭什么都干，但他一直没有忘记相声。
1996年，小郭开始在北京的小剧场里演出。小郭说，哪怕只有一个观众，我也要演出。有一年冬天，天上下着大雪，很冷，小郭和同事们在剧场门外的街上打着板，招揽观众。“天气很冷，路上除了我们几个，连条狗都没有。”小郭说，自己没有想过什么时候能熬出头，小车不倒只管推，不管怎么艰难，想做就做。
10年来，小郭把做文化公司赚的钱都投在了剧场相声里。04年之前，他的小剧场相声一直赔着，一个月动辄赔个八九千，上万的时候也有。小郭不后悔，他说：“我可以为相声去死。”
10年来，小郭的观众从没有人到一个人，再到七八人，再到三四十人，艰难地壮大着。有一次，台下来了99个人，小郭在后台都乐疯了。
在小剧场里，小郭认真而自由地享受着相声的乐趣。在小剧场里，小郭有一股子“草莽气”，生猛、鲜活，无所顾忌。他的《论50年相声之现状》，对相声的几十年的兴衰作了认真的思考和讽刺，许多人都听哭了。当然，大多数时间，他的相声让大家发出了久违的会心的笑声。
有人说，小郭的活儿搁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是一普通说相声的。现在老一辈相声演员走得差不多了，就显着他了。有人说，小郭就是尽了一个相声演员的本分。
2005年底，小郭火了。火的速度和程度，一点不亚于“超女”，有人称他为“超男”。他演出的小剧场常常一票难求，开始出售站票，10元一张；据说，现在小郭的剧场开始“挂号”，甚至出现了“号贩子”。据说，一个月之内有100多家媒体采访过他，还不包括采访不上的。除了小剧场，小郭开始在各大电视台和各大剧院说相声，出场费据说上了几十万。
坚守了10年的寂寞后，小郭在几个月之内，火得一塌糊涂。全国人民都知道有个说相声的小郭，郭德刚。
心愿：能坐五六百人的小型剧场多一些，能认真说相声的演员多一些，在中国能欣赏相声的地区，观众多一些。这就是我心目中相声的幸福生活。
前十个“五年”：那时的百姓在想啥？
“一五”期间(1953-1957)
吴大芝，男，73岁，农民。
当时我刚结婚。结婚那天，中午家里吃了一顿菜饭，平时早晚都喝稀糊糊。因为还没入社，所以租着别人的田种，很想多打一些粮食，将来好让媳妇吃上一顿干饭。那时刚解放不多久，对以后的日子也没有太多打算，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只是蒙着头皮过。当时家里住着草房子，也穿不暖，很希望将来可以穿暖吃饱。
“二五”期间(1958-1962)
梁月英，男，71岁，农民。
“那时应该是刚刚入社。但是，入社了，日子反而更难过了。食堂里的“粥”更稀了，吃饭都不用筷子，就像喝水一样。每天队长一吹哨，就赶紧上工。那时每天大概可以挣到1毛钱，从来不敢偷懒，希望可以多挣一些工分，这样秋天可以多分一些粮食。后来三年自然灾害，周围有人开始饿死，那会儿总感觉很可怕，幸亏平时经常挑野菜，家里没有饿死人。这日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尽头，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只要自家里不饿死人就好。”
“三五”期间(1966年-1970年)
张卫国，男，53岁，私企老板。
三五的时候，我正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农村插队当知青。每天凌晨2点就起床去干农活，6点多回来吃饭，冬天也这样。很多人挑沙子的时候肩膀都压出了血，有的扁担都压折了。开始的时候不适应，觉得很苦，但是干活是挣工分的惟一途径，不干就没有口粮。一开始，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学会农活。后来都学会了。从头到尾，最大的愿望就是吃顿饱饭。年轻，干活累，所以老是吃不饱，每天晚上都梦见回城在家里吃饭，一大桌，可丰盛了。
“四五”期间(1971-1975)
吴洪林，男，48岁，工人。
那时候，我该上初中了。可学校老师说，我们家有地主关系不能上。我只能每天哭着站在墙外面听，幸亏父亲说服了老师，我才有机会继续上学。后来上高中，有人来学校招飞行员，我也跑去。各项检测都过关了，我很高兴地告诉家人我快要当飞行员了。可是上面忽然说我舅舅家是地主，成份不好。我当时就想，如果可以换一个舅舅，我的生活一定在另一个轨道。
“五五”期间(1976-1980)
陶骏，男，48岁，公务员。
1978年时，刚开始恢复高考，我就一心想考大学当“国家人”。本来想到学校参加复习班，可家里农活多。我只好在家里白天干活，晚上看书。那时候，劲儿可大了，一点也不知道累。我妈老是怕我考不上，惹别人笑话，有事没事的就和我说，谁谁谁家的姑娘不错，要不托人给你介绍介绍。我不理她，只管干活，看书。当时，四乡八里，和我年纪差不多的男女青年都结婚了，有的都有孩子了。有时候，夜里躺在床上，我就想，一定要考上大学，要不然连个老婆都找不着了。
“六五”期间(1980-1985)
启凡，男，45岁，私企老板。
我当时是待业青年，家里没门路，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让自己成为一个做服装生意的个体户。这个举动给了妈妈巨大的打击，妈妈当时还哭了好久。那个时候，“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个体户，大多被看作不务正业、不守本分的“二流子”，妈妈不忍心让我与他们为伍。
每周我都要去200公里以外的省城去上货，早上坐很早的火车去，8点多到了省城就去服装批发市场上货，晚上再坐最末一班车回来。为了省钱，除了托运以外，我自己还要扛一包衣服回来。冬天在火车上冻的要死，夏天又要忍受蚊虫的叮咬。等下车挪到了家，都已经是半夜12点了。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妈妈为我自豪，而不是当妈妈的同学问我做什么工作的时候，妈妈张不开嘴，觉得丢人。
没多久，我就成了“万元户”。
“七五”期间(1986-1990)
杨大美，女，40岁，公司白领。
1986年，我刚参加工作。虽然是个学经济的大学毕业生，可我对现实经济活动一无所知。“七五”计划更是一点印象都没有。这可能就是时势造“英雄”吧。但工作后的工资收入我记得十分清晰——月工资32元。第一个月拿到工资后，我将其中的20元邮寄给了远在上海的养父母，并在“附言”中写道：“你们养的鸡下了第一个蛋”。
当时，我只有一个愿望：结婚，并把我患有哮喘病的养母从闷热的上海，接到气候宜人的大连。后来，我就结了婚，嫁了个国有企业的总经理助理。“七五”结束时，我丈夫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当时周围人夸我“嫁得好”，因为当时中国已经迎来了“一切向钱看”的新时代。
“八五”期间(1991-1995)
刘衍，男，41岁，国企职工。
1992年，被公司派到荷兰去进修，平生第一次知道了股票。参观世界上最古老的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时，很惊讶，也很好奇，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回国后，我开始看财经类报纸，1993我就开始买股票了。在单位，我经常跟一些刚分配来的大学生讲股票，拿着BP机看股市行情。有的同事批评我，说不应该跟大学生们讲这些东西。我说，这都是政策允许的，报纸登出来的，他们才不言语。
我当时想买一台29寸的日本“画王”电视机，在别人家看见过，当时大概要一万多块钱。
“九五”期间(1996-2000)
王小娟，女，54岁，下岗职工
1995年我和我爱人都下岗了。刚失业时，我联系了不下8家单位，但人家都不要，非常痛苦，不知道生活的道路在哪里。后来，我做钟点工挣点工资维持生活，每月全家的收入只有500多元，困难是可想而知。我最渴望的是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每月能有1000元的收入，苦点累点都没有关系，我都能忍受。
“十五”期间(2001-2005)
张萌，男，28岁，农民工。
我18岁就出来打工了，在城里待这么多年，要说也是个城市人了。这几年一直都是干工程，也没啥想法，就是图能赚个辛苦钱。老板欠钱的事也碰见过，咳，在外边这么多年能一个坏人也碰不见？开始也挺费劲，一起出来的几个爷们儿，还有哭的哪，我就不信邪，咱有理啊！最后还不是要回来了，这天下还是有说理的地方，不是咱总理都过问了。也想过回家，回乡下，咱老家这几年也越来越好了，可咱在城里还是挣得多，你说是不，趁着有劲多干几年呗！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伟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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