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声冲击法律威信 民意与习俗改变北京禁放令

　　它来自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潜意识：生命是喧闹的。爆竹是对春天雷声的模仿，烟火是对百花怒放的预演

　　公元2006年，在禁放烟花爆竹之后第13个春节，北京市区将再次允许燃放烟花爆竹。

　　爆竹声声辞旧岁，桃花朵朵迎新春。这一流传了数千年的过年景象，将重回现代中国 首善之区。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举动最早出于上海天津等地租界。1907年，作为清政府新政改革示范区，天津地方当局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成为全国首个公告禁放的城市。为了树立国际化大都市形象，1993年北京市人大立法禁止在市区燃放烟花爆竹，在全国首开地方立法禁放烟花爆竹先例。

　　这年年底，北京一家电台曾经在热线节目中讨论即将实施的禁放令，有如下一番对话：

　　听众：春联没地儿贴了，年夜饭越吃味儿越淡，现在又不让放烟花爆竹，这大过年的怎么过呀？

　　主持人：你可以看看书听听音乐呀。

　　听众：你说的这么高雅的人，全中国恐怕也没几个。

　　听着这番对话，不禁让人哑然失笑。

　　失去了人人可以参与的仪式，节日就不再是节日，而变得与平常日子没什么不同。禁放令等于消解了春节的特性。为了现代化国际化，我们一直努力不懈与传统习俗作顽强“斗争”，让人肃然起敬。

　　从小就生活在传统习俗中，不易为外来观念所动，民众对习俗的眷恋同样顽固。起初，北京市区过年之时的确一片静悄悄。后来，市区开始出现爆竹声。再后来，爆竹声由稀疏到浓密。法律的威信在爆竹声中受到冲击。这曾经屡屡引发北京及其他城市关于禁放与开放的争论。

　　现在，北京市人大修改相关法律，对民意与习俗做出了让步。它再次表明，不尊重民意，法律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无视传统习俗，法律就容易失去让人遵守的动力。

　　喜欢热闹是中国人性格一大特点。它来自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潜意识：生命是喧闹的，生命就是一场喧哗与骚动。

　　不仅是过年，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中国人对喧哗与热闹那种发自内心的向往与喜爱。

　　身处笑语喧哗之地，中国人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自在，反而显得很兴奋很投入。中国人天生对寂静无声有一种恐惧感。比如一户人家很安静，中国人会感到不自在，觉得没有生气，不像一个家，轻一点说是冷冷清清，重一点说就成死气沉沉了。

　　喜事不用说，中国传统丧事活动也办得热热闹闹。除了通常的哀悼仪式之外，主人家一项主要活动就是举办宴席，邀请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吃喝喝。面对死亡，中国人好像以这种方式来强调生命的存在：有亲人不幸离世，但，瞧，周围还有这么多人好好地活着。

　　中国饭馆生意红火，必定不是安安静静，轻声来去，而是宾朋满座，觥筹交错，人声鼎沸。据说，作家阿城在香港时，曾对一家

美食城食客如云热闹非凡的壮观场面大为感叹，以为颇有盛唐气派。

　　展开记录宋朝京城生活的《清明上河图》，我们则看到汴京城内外，商船云集，店铺林立，商贩行人川流不息，繁华闹市喧天声浪仿佛扑面而来。

　　北宋工部尚书宋祁有词云“红杏枝头春意闹”，因为这一佳句，后人把他称为“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王国维则在《人间词话》中赞为“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这位宋人以一“闹”字，极其真切地道出了中国人心目中的春天意境。

　　当冬天过去，春天来到，惊雷响起，大地万物从蛰伏沉睡中醒来。河溪发出流水声；种子发出迸裂声；草木发出拔节声；飞禽走兽发出鸣叫声；人类耕作播种发出欢歌笑语声。

　　这是一幅与冬天萧索沉寂完全不同的新生命景象。

　　当中国人以燃放烟花爆竹迎接新年时，这一习俗就不仅仅具有驱鬼辟邪的作用，而且还具有更深一层的民俗学含义：爆竹是对春雷的模仿，是对万物复苏大地生机勃勃一片喧闹的一种模仿。它与其说是声音的暴力，不如说是对生命的热烈向往。烟花则是对鲜花怒放的一种预告。高远夜空，焰火朵朵绽放，为人们虚拟出一派即将到来的万紫千红的春天景象。

　　当然，论说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的种种含义，并不意味着喧闹随时随地都有道理。面对不同民族不同习俗，入乡随俗也许是最合理的态度。在自己的国度，做主人，尊重传统的习俗，是自信；到别人的地方，做客人，尊重他人的习俗，是教养。这一态度蕴含的合理性并不随时间变化而改变，即使现代世界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