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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达航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锦州市凌河区法院曹新中副院长说：“虽然我是本案的证人，但并没有干涉此案中任何环节。”
王端说：“这是枉法判决，因为原告给法院盖了一栋办公楼。”
以上是记者在10月18日至24日的采访中，这起债务纠纷中被采访者所持的不同立场。
75万的“欠款”
王端诧异地说：“我连罗达航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可能欠他75万元？法院审理时，为什么不通知我？”
“2001年，我和朋友在锦州合开了一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于诸多原因，当初的立项没有操作起来，我回沈阳处理其他事情。2004年4月，我回锦州查看账户，当时银行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说我账户上的69万多现金已被凌河区法院执行走了，原因是我欠另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罗达航75万元，银行还给我看了判决书。”
41岁的王端表情诧异：“我连罗达航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可能欠他75万元？法院审理时，为什么不通知我？”10月18日王端疑惑地说：“在工商部门的登记和银行资料上，均留有我的家庭住址和家庭电话，可是法院却说找不到我。”
带着疑问的王端开始寻求答案。
王端从法院得到了两张借条的复印件。随即，他发现借条上公章的名称和自己的公司很相近，但比自己公司的公章上少了“有限”两个字，两张借条复印件均是电脑打印，出具时间均是2001年4月25日。
细心的王端在查阅账户后发现，法院的执行日期是2003年9月5日，而判决公告却在同年的9月16日。
按照法律规定，判决书要在公告后的60天才发生法律效应，“法院为什么要在判决生效之前执行我的财产？”
王端把自己的疑问反映到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我是当事人，可案卷都不让我看，也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
“有限”的区别
时任凌河区人大法制办李主任表示：“看完王端的材料之后，我们感觉凌河区法院在立案、审理包括执行等环节，确实存在着一些疑点。”
10月19日，记者来到锦州市工商局档案科。登记资料中写有王端在沈阳的住址以及家庭电话。由于没有年检，王端的公司已经被注销了。档案材料表明王从未更改过公司的名称。
工商局档案科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公司法》的要求，现代企业都要称为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没有‘有限’字样的公司一般是很多年以前国营或者集体企业的称呼，但是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按照法律规定，有无‘有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公司，具备不同的法人资格。”
王端公司账户注册在锦州市商业银行。银行出具的资料显示，虽然王端没有留下家庭住址，但是留下了家庭电话。
营业部一位工作人员回忆法院执行的情景时说：“王端的公司在我们银行登记时确实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但是，我们当初输入电脑的时候，可能出现了失误，电脑档案中并没有‘有限’两个字。”
至于法院是否通过查阅资料寻找过王端，这名工作人员表示：“我没有印象。”
在申诉未果的情况下，王端找到凌河区人大法制办寻求帮助。
时任法制办李主任表示：“看完王端的材料之后，我们感觉凌河区法院在立案、审理包括执行等环节，确实存在着一些疑点。我们也曾把相关材料转交给法院，但是，我们只有监督权而没有审判权。”
由于不被允许亲自查阅案卷，王端委托锦州市古塔律师事务所的王律师前去查阅，10月20日，王律师告诉记者：“在案卷中，我没有看到借条的原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78条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法院的回答
此案的执行人员冯英德态度很明确：“我没有时间接待你。”
10月20日，记者找到了当初审理此案的李挺杰法官。
对于此案，李挺杰欲言又止，“每个法官都有司法公正独立的理想，对于这个案子，我有自己的想法，但不方便告诉你。”
李挺杰还表示：“此案曾经经过审判委员会的讨论研究，所以，判决结果是院里领导的意见，绝非我一个人决定的。”
记者再次观察，发现两张借条的复印件上都有手写字样的一行字，一张写的是“原件我看过”，另外一张是“原件我确实见过”，落款均是曹新中。
曹新中是凌河区法院副院长。对于作为证人证明借条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曹新中十分坦然：“谁来问我，我回答都是一样的，因为我确实看过借条的原件。至于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
曹新中说：“至于立案、审理包括执行，我都没有参与，因为那些并不是我分管的工作范围。为案件作证，我只是尽了一个公民的责任。”
由于凌河区法院的刘庚院长在党校学习，记者又找到罗发庭副院长。罗表示：“我们对反映的情况正在调查中，等有了结果或者再审之后，我才能回答你的问题。”
冯英德是此案的执行人员，10月22日，记者联系到冯英德，冯的态度很明确：“你不是找曹院长了吗？有什么事你就问他好了，我没有时间接待你。”
待解的迷局
记者从企业简介上看到罗达航的身份：“锦州市工商联合会的副会长，辽宁省房地产协会理事。”从1996年至今，受到锦州市各级人民政府的表彰数不胜数，不仅如此，罗还是锦州市人大代表。
从10月20日起，罗达航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但企业简介上的文字显示了此人的身份：“锦州市工商联合会的副会长，辽宁省房地产协会理事。”从1996年至今，受到锦州市各级人民政府的表彰数不胜数，不仅如此，罗还是锦州市人大代表。
10月22日下午，记者联系到罗达航。
对于借贷一事，罗态度坚定：“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和王端确实不认识，我们之间发生的借贷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当初是通过我们市里一位重要领导联系的。当时，并不是现金，而是汇票，王通过那位领导借了500万，说好是15天之后归还，可并没有如期归还。后来，通过其他途径，他还给我350万，又补了两张借条，合计75万，因为是通过朋友联系的，给我借条时，我也没好意思看，看过借条的人不止曹新中一个。”
罗还表示给凌河区法院盖办公楼是另外一回事，“跟这个借贷案毫无关联。”
对于借条上盖戳角度的高度一致，资深会计师李丹在看过两张借条的复印件后，给出了自己的专业意见：“这在实际操作中，这样完全吻合的几率为零。”
一个细节，两张借条上的公章肉眼即能看出直径并不一致。经过直尺测量，两张借条上公章的直径分别是4.4厘米和4.1厘米。
凌河区法院罗发庭副院长表示，王端已申请再审，我们会按照程序进行。
事件似乎并没有结束，“有限”谜局也正在问询着法律的本义。(当事人及公司为化名)本报记者 丛治国 文/图
新闻背景
借条中的“有限”两个字成了借贷案的迷局中心。
2003年8月8日和2003年8月28日，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分别下发了两张判决书，锦州一房地产开发公司，归还本地一公司老总总计75万元的欠款，判决的主要依据是两张盖有“锦州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公章的借条的复印件。
借贷案的一方随即指出“我的公司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虽然只少了“有限”两字，但在法律上“有限”的有无完全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主体。不仅如此，两张借条上的公章用肉眼即能看出尺寸并不一致。
而由此对立案、审判、再到执行产生的“不解”，用技术性来解释，恐怕难以服众。
短评
程序和实体都要合法
借或者没借，肯定有一方在撒谎。这需要法律的公正来判断。
法律的审判是一种对事实真相恢复的过程。与其他恢复事实真相的方式相比，法律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能以经验或者猜测掺杂其中，法律对事实真相的恢复是建立在一种规则证据之上的。
法律的公正需要程序和实体的双重保证。所以，一旦法律在程序上出现不合法的纰漏，那么就很容易导致公众对实体的怀疑，这就要求，在维护公正的目标下，程序和实体必须都要合乎法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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