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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促进公益事业与构建和谐社会政策给民间组织带来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民间组织如何进行自我调整，外部环境如何进行相应变化，有关民间组织与和谐社会的话题都在与会者开放互动的讨论中逐渐清晰起来。
本报记者/韩辉
2005年7月11日，由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共同筹办的“公益事业与和谐社会国际研讨会暨第17届国际公益学者会议”举办，来自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位知名学者出席，交流国际公益事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近200位中外民间组织业内人士再度聚首清华园，在国际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双重背景下共同梳理民间组织的发展脉络。
在为期三天的会议进程中，学者、政府官员和民间组织的声音交替响起，形成了积极的互动。注册难、筹款难、发展难等长久以来困扰民间组织发展的老问题被放在大背景之下寻求破解之道。各方的积极互动为会议营造了一种和谐、平等、开诚布公的宽松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之中，如何营造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民间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与自身建设的思考成为各方声音的基调。
民间组织是促进公益事业的主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要改善民间组织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这些观念已不仅仅是学术界与民间组织自身的认识，也已为政府部门所接受，这在与会的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的讲话中有充分的体现。孙伟林指出：中国正处在重要的社会转型期，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建设，带来了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巨大的变化和进步，也出现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广大公民自愿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空前高涨，为民间组织开展公益活动提供了广阔空间。当然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历史比较短，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民间组织行政色彩比较浓，动员社会资源和公众参与的能力比较弱，内部组织治理上也存在一些不足，没有很好地发挥服务社会的职能，这些都需要在不断交流研讨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来加以解决。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民间组织的作用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部门的正面回应，这些正面的回应不仅令中国民间组织备感鼓舞，也预示着有利于民间组织健康、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即将出现。面对发展公益事业、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导向带来的发展机遇，民间组织自身与其生存的外部环境都必须作出调整。面对促进公益事业与构建和谐社会政策给民间组织带来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民间组织如何进行自我调整，外部环境如何进行相应变化，有关民间组织与和谐社会的话题都在与会者开放互动的讨论中逐渐清晰起来。
应对一：发展壮大自身均衡社会组织结构
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组织结构均衡的的社会，中华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徐永光认为，要让中国民间组织对构建和谐社会有所贡献，首先要壮大民间组织的规模。徐永光指出，政府组织、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就像一个板凳的三条腿，而目前中国社会的三条腿却极不均衡，政府这条腿又粗又长；企业、市场这条腿现在还不是很长，正在长着；非营利部门这条腿非常非常短，短到要拿着放大镜才能看得见，中国2002年人均捐赠是0.92元人民币，占GDP的万分之一。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微弱通过社会捐赠暴露无余，这样的一种社会组织结构与和谐社会的要求显然差距甚远。徐永光认为，要让民间组织真正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必须扭转社会结构三条腿极不均衡的现状，这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职能的转换。
和谐社会的另一个层面是物质和精神领域的和谐。徐永光认为保持物质和精神领域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对民间组织在更高层面的要求。徐永光指出，市场经济改变了中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精神世界在受到严重冲击。要解决我们的文化断层问题，应该从传统的优秀文化里面找到我们的精神寄托。慈善公益事业倡导的是一种为别人服务的精神，倡导的是一种博爱的精神。作为慈善公益事业的主要推动力量，通过推动慈善事业、公益事业来建设我们的精神世界，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对民间组织的更高要求。
应对二：明确民间组织自身建设该做什么
如果说徐永光提出的实现社会组织结构的均衡和物质精神领域的和谐是对民间组织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的思考，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蔓提出的“三件事”则是对实现战略目标路径的认识。江亦蔓提出：打造公益品牌、提高公信力、传播公益文化是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应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必须做到的三件事。
江亦蔓指出：打造公益品牌，能形成“品牌效应”，让更多热心公益的社会力量支持公益，参与公益。公益品牌的建立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不仅仅要看其在公益实践中捐赠款物的多少，更要审视在公益实践中公信力的大小和为公益文化的传播做出的贡献；公益组织的公信力源于透明，是公益事业发展的根本所在。目前中国的志愿性捐献的不足与国内捐献文化、捐赠制度的缺位有关，更与公益组织的公信力不够高有关，民间公益组织作为资源提供者与资源需求者之间的桥梁，要发挥好中介作用，必须提高公益组织的公信力，才能调动和使用更多的社会资源；面对今天这样一个财富涌动的时代，正确看待财富并处置得当并非易事，如果财富文化观念长期被弱化，而走向单一的逐利化，这显然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通过良性的公益文化传播，在人们心灵中注入理性的财富文化观与财富责任观，培养更加高尚的社会人格和道德情操，形成开明、开放的社会财富文化心态，从而进一步增强财富责任意识，应当成为民间公益组织的职责。
应对三：优化民间组织结构与资源配置
触及制度、体制层面民间组织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依旧是与会者们热议的话题，但表面现象已不再是关注的重点，对造成民间组织困难和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的分析探索成为关注的重点。对问题的深入探索直接触及制度、体制层面，见解充满创新性思考，徐永光对民间组织筹款难的分析就触及了民间组织结构不合理这一深层次原因。
徐永光分析指出，尽管筹款难是民间组织经常抱怨的问题，但与大型公募基金会相比，草根组织所面临的困境要严重得多。他认为这和目前大型公募基金会与草根组织关系未理顺有直接关系。他指出，目前公募基金会是做项目同时又筹款，而这些机构的资金循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机构成立的时候都有政府的背景。实际上资金循环到最末端的时候，几乎又回到了政府部门去做事。比如说希望工程的钱到了最下面，也就是到了共青团地方组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公募基金会向老百姓、海内外捐赠者要的钱，最后到了中国政府的机构里面去做项目。但是，很多“草根”类真正的民间组织很难得到资金。据此，徐永光呼吁要区分募款机构与执行机构，由大型公募基金会负责募款，把项目交给草根组织去做，这样就形成合理结构，有一部分机构只是筹款，有一部分机构就是做事。这样的一种合理结构对中国的NGO事业发展非常有利。这种触及制度、体制层面的见解尽管不多，但却是从制度、体制层面对造成阻碍民间组织发挥作用的原因的触及，体现出对民间组织问题思考的深入与民间组织人士的成熟。
应对四：寻求改善法律制度环境的可操作方案
与问题探讨深入相对应的是对问题解决之道提出的具体方案。针对存在的问题，能够给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其价值远远超过泛泛而谈。作为大会的东道主，王名教授推出的NGO三级准入制度被评价为解决民间组织登记难的可行性思路。
王名指出，要改变中国NGO的现状，首要的是要想方设法使中国社会中的各种NGO都能浮出水面来，其中最为重要和基本的是要改变中国NGO现行的登记监管体制，并以此为基点构建一个全新的法律制度框架。
这个框架包括三个方面的构想。首先，改革现行的民间组织的登记许可制度，努力构建一个建立在科学分类和分层基础上、包括备案注册-登记认可-公益认定的三级NGO准入制度。第二，改革现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许可的管理体制，在现行民间组织管理局的基础上成立独立的民间组织监管委员会，统一行使对民间组织的备案、登记和监管的职能，同时对具有专业要求的民间组织辅之以资质认证和必要的业务指导。最后，在政府和公益组织之间引入合作伙伴模式，促进各级政府和NGO之间构建合作伙伴关系，推进各级政府逐步在更多领域的公共服务上与NGO之间开展合作。
王名认为，中国应当努力借鉴国际上许多国家在NGO立法、监管，特别是NGO与政府之间合作关系方面的成功经验，在NGO登记监管的法律、政策和体制上推进一系列相应的改革，努力构建政府与NGO之间良性互动、合作互补的关系，从而推进整个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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