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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荫权
我在香港做公务员已有30余年。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与我共过事的人中，以服务香港为动力的大有人在。四十年前我初入政界时是如此，四十年后的今天也是如此。
过去几周是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最重大的时刻之一。也就在这一期间，我坐
上了香港署理行政长官这一让人坐立不安的位置，感受到的巨大责任，难以用语言来描述。
香港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我们有能力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增长。我们能成功，关键之一就在于我们有种种制度来为发展提供支持与保障。其中包括我们立法、司法、行政分开的法律制度。此三权独立运作，但又同为一体。总之，我们的政府制度与大多数政府制度类似。
但是，香港还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色。如在“全球化”成为流行语之前很久，我们就已经紧密融入了世界市场，因此我们的政府非常善于放眼全球，具有很强的国际化思维。我们的行政人员和司法人员里有不少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如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印度。
此外，我们的终审法庭也汇聚了一些来自奉行普通法的国家的精英人士。我们有大量的外籍人口，并拥有全球最大的领事使团。国际工商会在政府咨询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我们的基本法甚至允许外籍人士通过选举，占有五分之一的议会席位。
香港的世界主义早就在我们执政方法里播下了宽容、尊重的种子。其结果是，我们一直致力于以对话和妥协来平衡公共事务里比比皆是的不同要求和观点，并视之为唯一途径。善政并非竞争，与输赢无关，也与谁的观点、意志取胜无关。善政就是为整个社会做出最佳决定。
如此一来，在很多时候，妥协便不可避免。事实上，随着香港社会的日益成熟，香港也变得更为复杂，社会更为多元，也更具多样性。这就意味着政府不能再孤立地看待问题。政府运作需要精简增效、扫平障碍，并消除分工太过琐细的情况。这一任务相当艰巨，因为我们的一些制度已经存在了多年，且多有法律保证。
当然，实用主义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善政也意味着坚持核心价值。我经常提到我称之为香港成功的四大支柱：法治，为商业活动提供的公平竞争环境，行政部门廉洁高效，信息流动畅通无阻。对于这些价值，我们决不会妥协。这种妥协将标志着香港灭亡的开始。
回归祖国后，我们又多了基本法的保障。基本法赋予了“一国两制”原则和“香港高度自治”原则法律效力。
善政还要求与公众分享政府对未来的展望，这是公共政策背后的目的和思路。我们对未来的展望是使香港发展成为亚洲的国际都会。亚洲国际都会这一简短提法无所不包，涵盖了我们从事的各种公众事务和经济活动，包括了从国际贸易到艺术、文化、旅游业等的各个领域。
基本法体现了我们对未来的这一展望，为香港未来50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赋予了我们自由与力量，使我们能够自力更生地将香港建设成为亚洲的国际都会。同时，基本法还体现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大力支持。因此，基本法对管理好香港特别行政区至关重要。
应该说，在很多领域，如金融服务、基础设施、通信技术、旅游业方面，我们香港都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几乎每天我们都可以在地方报纸上读到有关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方面的报道。即使别人觉得我们还没有达到国际都会应具备的标准，我们也应该为人们对我们的高标准要求感到高兴，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一直保持高度警觉。
也许有人觉得这番话听起来不够真诚，但香港的官员们都肩负着一个同样的任务：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我们的职责是为了我们大家，把香港建设得更加美好。在这里，没有隐秘动机，没有钱权交易。这是一个繁重而庄严的任务，可能今天令你振奋激动，明天又让你灰心丧气。但是，最重要的是，能够在社会里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是我们的荣幸。我知道绝大多数曾与我共事的政府官员、议员、法官和公务员都会同意这一看法。
(本文为曾荫权于3月18日出席香港大学荣誉博士颁授仪式的演辞，原文为英文，Project Syndicate获香港政府授权整理中文版本，版权属Project Syndicate所有。www.project-syndica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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