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投资联盟兴起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国栋/杭州、温州报道

　　由于国家对民间金融合法性仍未做出明确规定，民间资本尚无法走正规金融机构的道路，各种草根投资联盟也就应运而生

　　2005年2月25日，安徽绩溪一个山村，7位同族家长正在激辩拆房建房事宜。他们打算 把住了100多年的老宅拆掉翻新成瓦房。因为老宅木材还可以卖钱，他们准备以每间1.3万元的价格卖给木材商。正当他们逐渐统一建房计划的时候，两批来自浙江的不速之客打断了他们的议程，也打破了他们内心的平静。

　　“冤大头”？

　　当天下午，村里泥泞的山路上，一批来自浙江东阳的外地人，开车进了他们村庄，围着山民的老房子转了一圈之后，就提出以54万元获得这21间老木房的处理权。东阳人的开价远超他们的心理预期，几乎是当地市价的2倍。在一阵惊喜之后，经过商议，7位家长还是平静了下来，认为里面可能有蹊跷，约定明天再做决断。

　　经过一晚上屋里屋外仔细搜查后，这些家长确信屋里没什么贵重珍宝，他们认定，可能真的遇到冤大头了，于是一致决定将旧屋卖给东阳人。但更令他们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第二天上午，和东阳人交易正要完成时，村里又来了一批宁波人，他们将价格抬到63万。村民们心里开始犯嘀咕:这些浙江人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为什么要高价买这些破旧房子……

　　像东阳人、宁波人这样的购买旧宅的商团,其实还有很多。从2004年起,除了众所周知的“温州炒房团”之外,还涌现出了诸如“慈溪文物团”、“丽水水电团”、“温州炒车团”、“浙江商标团”、“温州棉花团”、“温州炒煤团”、“永康造房团”等一大批以热钱为主要资本的民间投资联盟。

　　不谋而合的是，浙江、江苏一些成规模的知名民营企业，也从2003年起组建投资联盟，如中瑞财团、中驰财团、江苏民企投资联盟等。

　　2005年初，正当人们猜测民间投资联盟在新的一年里是否会转入低潮的时候，浙江、江苏等地的投资联盟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开始把视线投向了石油、金融、公用事业等垄断行业，投资联盟越来越成为民间资本扩张的重要形式。

　　无论是浙江还是苏南，长三角一带的民营企业家，向来擅长单打独斗，所谓“宁做鸡头，不为凤尾”。为什么一夜之间，却出现了无数个集体行动的投资联盟呢?

　　李裕和的木具团

　　2月26日，在安徽绩溪，两批互相竞价、不期而遇的浙江人，当着众山民的面，大吵起来，最后宁波人胜出，他们获得了那些老宅的处理权。

　　这次胜出的宁波人一行有8人，长期活动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收购旧宅、旧家具。领头人叫李裕和，今年50出头，宁波宁海县人。这位木匠出身、和木头打了30多年交道的古家具商贩抱怨道:“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徽南这样古民居众多的理想收购地，但没想到东阳人、绍兴人跟着我们脚步而来。这批东阳人已三次抢走了我们看好的老房子了，这次该我们这么做了。”

　　对于高价收购老宅的动机，李裕和毫不隐讳，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批老宅是典型徽式建筑，木家具都有一定年代，颇有收藏价值。现在茶楼、影视中心和高档中式别墅，都需要这些木器，价格已被抬得很高。在村民眼里，它们不过是一些只能当柴烧的老木头，但在行家眼里可就是宝贝。经过半个月拆解，一个半月整理、运输和修缮，这批木家具和古木器，我们差不多可以纯赚43万。”

　　李裕和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像我们这样的古家具商团，在宁波、绍兴和金华一带，可能还有上百个。而投资古瓷器、古书画、古玉器等古文物的投资团，则可能数以千计。”

　　草根投资团更茁壮

　　事实上，像温州强强集团这样的成规模民营企业联合而组建的投资联盟,并非是民间投资联盟的主要形式。在江浙一带流行的投资团,多数是以普通商人联合发起、以热钱为主要资本的草根投资团，这种形式的投资团体，可以说是“群雄并起”。

　　“浙江文物投资团”是几十种投资团中的一种。据业内人士估计,浙江以投资文物为生的投资团数以千计,而投入的资金,光宁波慈溪一地就可能至少有几十亿元。

　　据媒体报道，浙江慈溪徐龙食品集团老总徐其明，一年就从香港等地购回价值3000多万元的中国文物；另外，慈溪喜来登大酒店、金轮集团等慈溪知名企业集团的收藏文物，价值都数以亿计。浙江省投资文物超过3亿的民营企业家，至少有10位。

　　李裕和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慈溪最早的文物投资可能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上林湖青瓷遗址中的一些珍贵文物引来许多文物大盗相宝，在一些农村甚至形成了收购网。当时一些宁波本地企业家出于不让文物流失的想法，经常几个人联手，从文物贩子手上收购文物。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些文物价格几年就翻了几番。这种意外之喜让一些企业家找到了新的致富门路。除了青瓷之外，他们还把触角伸向了古家具、古玉器、古书画、钱币等等。”

　　慈溪商人的文物投资能力，如今已获得世界承认。2004年10月，由于频繁光顾世界顶级拍卖会，浙江慈溪20多名企业家收到了世界两大拍卖行佳士得和苏富比的宴会邀请信。

　　2004年10月30日晚,这些企业家出现在香港万豪酒店的晚宴会上,两大拍卖行亚洲区主席向他们举杯致意。与他们同座的,大多是白皮肤蓝眼睛的外国大亨。这次宴会,不仅意味着他们成为了两大拍卖行两天后举行的拍卖会的贵宾,也标志着中国人跃升为国际文物拍卖市场的重要力量之一。

　　投资联盟行有行规

　　在几十个行业中遍布的数以千计的“投资团”，他们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呢?许多外行人认为，这些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农民的投资团，肯定是一群乌合之众，但事实并非如此。

　　据《瞭望东方周刊》调查，无论是慈溪文物投资团，还是温州炒车团、炒房团，他们在组团时，尽管没成文制度，但却有严格的准入制度。这些投资团建立的纽带，主要是依靠地缘、血缘关系，以亲朋好友、老乡为主，一般不吸纳外人。投资团的成员都持有一定股份，尽管比例不同，但差距不会太大。另外，投资团内部成员流动一般不会太大，尽管也有进有出，但总体可以保持动态平衡。

　　江浙一带的草根商人，向来习惯单打独斗，为什么一夜之间，无论是规模知名的民营企业，还是小本经营的普通商户，都热衷于联合行动了呢?

　　李裕和介绍了自己的起家史，还解释了选择联盟的形式投资的原因。他认为行规对一个投资团的维系十分重要。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90年代中期，我做起了古家具生意。但是，光我一个人，不但人手不够，风险很大，资金也成问题。因此，从一开始，我就叫上六七个人一起投资，资金平摊，投资获益均沾，因为我是领头的，就多得一份。我们八人多数是木匠出身，分工都很明确，我负责看货和定夺，一人负责运输，一人负责销售，一人负责修缮，两人负责雇佣民工拆解，另外两人在各地寻找货源。7年下来，其实我们中每个人都成了专家，有的还打算让孩子学习业务接班呢。”

　　那么，这个除了股份安排有简易的契约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成文规则的投资商团，他们是如何运作的呢？李裕和认为，“在投资团里，领头羊很重要，投资团里一般由他作出决策，领头羊连续两三次投资决策失误，那就只能换人了。有些项目如果实在吃不准，风险太大，那就投票决定。如果投票时有一两人坚决反对这个项目，那他也可以放弃投资，这等于退团，这个人不会再被这个商团接纳了。”

　　至于如何保持投资团内部信用问题，李裕和认为关键是选好入团资格。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无论是我们的木具团，还是温州人的炒棉团，其实要成为投资团团员，资格颇为苛刻，首先要是本地人，至少要能互相听得懂方言，团里至少要有三四个人，在新团员入团之前就认识他，对他的为人知根知底，这样，谁要是干了不讲信用的事情，谁就没脸在老家做人了。另外，有些团，新进来的团员开始的几个月，只能打杂干活，不用交份钱，当然也就没有投资回报了。我干木具投资十来年，只听说过投资决策失误而亏本，而没听说过因为内讧而失败的投资团。投资团成员另立门户、中途退出，倒是有的。”

　　投资团内部也有惩罚机制，那就是痛骂。李裕和说，“尽管投资团内部极少会有不讲信用的人，但偶尔也会发生。大概在两年前，台州临海有一个木具团，领头羊因为家里突遭变故，卷走了近百万份钱逃走了。后来团里的成员和家属，都到对方村里的桥头大骂，骂得这户人家在村里抬不起头来，老母亲差点自杀。大概1年之后，逃走的人又回到老家，把钱还了，但从此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教师李华芳认为,数人结成投资联盟的形式,符合经济学和管理学常识。“这个以草根商人为主要成员的投资联盟,是符合资源最优配置的,每个团员的天然禀赋得到最大化发挥,各种资源得到了最优化的利用,还有维持团队运作的不成文规则。在民间投资基金、投资公司等民间金融组织尚未得到普及之前,这种形式的投资团队确实是有效率的。”

　　民间资本升级

　　投资联盟这种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

　　李华芳认为,民间投资联盟的产生并得到迅速发展,其实和民间资本寻求升级有关。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回顾西方国家发展历程,会发现一个规律,就是资本升级先是通过原始积累获得商业资本,然后伴随第一次工业革命,商业资本升级为工业资本,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以资本运作方式获利的金融资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实际上,浙江、江苏等地的民间投资联盟,正在实现第二个跨越。但是，由于国家对民间金融合法性仍未做出明确规定，民间资本尚无法走正规金融机构的道路，各种草根投资联盟也就应运而生。”

　　李华芳还认为,“其实无论是江浙一带的民营企业对民间金融兴致勃勃,甚至希望组建独立营运的民营银行，还是现在各种草根投资联盟蓬勃发展,都说明了民间金融有着广阔的资金基础,也得到了相当的训练,但遗憾的是,尽管学界一直呼吁开放民间金融,金融监管部门似乎并没有这个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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