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巨人国资委(8)

　　“阿喀琉斯之踵”

　　事实上，国资委能迅速形成今天这样庞大的身躯，“立身之本”就是十六大提出的“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这句话。甚至可 以说，只有理解了这句话，才能看清楚全球化竞争下国资委的真实含义。

　　2004年12月15日，国资委业绩考核局局长李寿生在“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与产权交易高峰论坛”上坦言，构成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的问题仍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突出矛盾”，他公布了一组数据：2003年央企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5％，平均总资产报酬率为5％，企业亏损面达到10％。而这还是历年来可能仅次于2004年的国企历史最好成绩。

　　与国际相比，2004中国企业500强资产总额只相当于该年世界企业500强资产规模的5.61%。世界企业500强资产规模排第一名的日本瑞穗金融集团的总资产就相当于中国企业500强资产总额的38.8%。中国500强榜首企业国家电网公司的营业收入，只相当于沃尔玛公司的12.07%。

　　以劳动生产率衡量，2004中国企业500强的人均营业收入和人均利润额，分别只相当于世界企业500强的16.23%和11.62%。而赢利能力，中国企业500强共实现利润约382亿美元，只相当于2004世界企业500强的5.22%。至于，技术创新、研发能力、品牌知名度、国际化程度、产品集中度等方面，更无法相比。

　　而中国经济面临的竞争形势是什么呢？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金伯生告诉《商务周刊》，“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已经由 1992 年的 7%上升到了 2002 年的33%；外资企业进口和出口比重已经分别从 1992 年的32.7%和20.4%,剧升到2004 年上半年的57.4%和55.9%。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力军。”

　　他尤其关注实际使用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这个数据从 1992 年的7.5%上升到2002 年的10.1%。“外资在中国工业、税收中的比重增强的同时，投资的比重却没有成正比地加大。” 金伯生认为，这说明外资投入产出的效率非常高，而且表明目前并非是中国经济中外商投资比重最大的时期。

　　事实上，近两年来外资在华变化最大的地方，就是独资比重明显加大。2003 年全国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独资企业比重已占到 65%；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外资金额中，独资企业合同外资额占到70%；全国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独资企业实际使用外资额也占到62%。

　　这样一个状态下，一些人认为，如果作为“中国经济主力”的国有经济失去了竞争力，那几乎就等于说，在中国目前这个世界上最肥沃的市场，中国经济将自动缴械。持这样观点的人，事实上已经逐渐占据了最高“智囊圈”的主流意见。

　　2004年年末，《商务周刊》接触了其中的一位。“以前常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听起来可笑，但对于中国来说，现实的国际环境就是如此。”这位自称“凯恩斯主义者”的学者认为，任何一个执政党最关注的无外乎三个问题，财政、吏政和意识形态，其中最首要的就是财政，所谓“无财没政”。

　　而且，目前中国政府多次强调，最首要的是维护稳定，否则整个中国经济和政治都会出现大动荡。相当多的官员认为，中国要维持稳定，一个强大而有效的中央政府是必要条件；而中央政府要强大有效，又必须借助强大的财力。

　　这一套连续的逻辑链，为国资委“做大做强论”找到了理论基础：在国内民营经济依旧弱小、全球化竞争“疾风暴雨”的发展紧要关头，惟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这些虽然虚弱但资源庞大的国有经济。

　　于是，当有人质疑“能源建设中行政审批严重偏向垄断型国企”、“大型国企着手延长产业链大肆跑马圈地”或指责“宏观调控使‘国退民进’发生了阶段性逆转”等等问题时，似乎都有了当然的合理性。

　　但是，这个巨大的战略背景似乎并不能掩饰国资委这个机构先天上的弱点。国内投行东方高圣的一份内部研究认为，国资委的“阿喀琉斯之踵”，就是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和激励。

　　现实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商务周刊》在研究了国资委成立以来几乎所有公开的文件后发现，无论是明确出资人、寻找代理人委托人，还是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做大做强”，都无法离开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这个群体的管理和激励。

　　东方高圣认为，国资委的出现并没有淡化国企高管人员的行政身份。以国资委监管的53家部级企业为例，企业一把手(党委书记、总经理)由中组部管，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一局主要管的是一把手之外的领导成员，而一局组成人员主要是原中组部企业局原班人马。只要不犯大的错误，这些企业的高管人员一般总能在目前的位子上呆到60岁——副部级党政干部的退休年龄。或者以不低于目前的行政级别，调动到其他央属企业的领导岗位上去。

　　按照目前的状况，在央企组织和治理模式下，央企高管的管理是通过中组部和国资委企业领导一局进行的，高管的真实身份是国家行政人员，最多是有技术和管理专长的国家行政人员。有理由担心，对这种管理人员的激励，绝大多数来自“商而优则仕”的个人发展模式，不可能真正承担起企业组织整合、财务承诺和战略控制的职责。

　　即使被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极为推崇的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也因这个问题难以复制。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教授汪昌云告诉《商务周刊》，“新加坡具有特殊的国情，是少数几个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做得好的国家之一。关键是它拥有完善的经理人市场，经理人管理与政府完全脱离，这是淡马锡成功的关键。”

　　在他看来，目前中国没有经过市场考验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如果在没有合格经理人市场的情况下，简单形式上学习淡马锡，是不可能真正成功甚至是危险的。”

　　无论怎样，国资委巨大的身躯已经在中国市场中移动了起来。至于它的前景，似乎现在仍然难以看清楚，但有一个判断可以参照，那就是参与过国资委政策设计的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范恒山当年在国资委成立前夕的一段话：

　　“我想，新的国资委一定不是独揽财权、人权、事权的高度统一的行政机构，恰恰相反，它应该是一个服务机构。否则，这个国资委的职能就发生了变化。那个时候，企业感到的不是需要一个国资委，而是不要国资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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