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巨人国资委(3)

　　权力起源

　　事实上，国资委目前形成的市场影响力，不但是中国证券市场所意想不到的，更出乎中国市场经济各个层面的意料之外。

　　按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刘纪鹏在国资委成立当时的公开评价，“中国国资委的建立，没有国际经验可以借鉴，它是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创举。”要理解这个所谓的“创举”，不能不追溯今日国资委的来龙去脉。

　　为了从体制上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的新模式，国务院于1988年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郭励弘为《商务周刊》回顾说，“中央政府当时并没有考虑建立一个权力集中的机构，相反是把出资人权利分散给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部、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经贸委、计委、中组部、主管部局等部门，力图建立一个相互约束、相互监督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在国资局的实际运作中，由于跟国有资产相关的各个部门都没有放权，如国有资产的资产权归财政部管，投资权归国家计委管，日常经营归经贸委管，人事权归企业工委管，延续了习惯上被称为“五龙治水”的局面。

　　“多个部门可以对同一个企业发号施令，弊端甚多。加上其他原因，国资局管理上矛盾重重，职能地位也迟迟不能清晰起来。”郭励弘说，因此国资局实际只能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如清产核资、研究国资管理政策、探讨国资改革的思路和方案等等。

　　而1998年后的机构改革，如把国有资产管理局归并到财政部，撤销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撤销经贸委所属的“局”，在郭励弘看来，都只是把权利在这些部门内部调整，并没有从宏观上真正建立起一个权利集中的国资管理机构，“其结果必然是政出多门，难以真正地履行出资人职能。分权制造成的责权利不明确和不对称性，导致了国有资产没有活力、又控制不住的矛盾现象”。

　　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改革目标的模糊性，力求建立一个既能代表全民利益、又与政府脱钩的出资人代表，“然而，既然国有企业是由政府出资的企业，那么建立一个与政府完全脱钩的出资人代表，这一目标本身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更深层次上看，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所拥有的巨大惯性，使人们未能认识到政府的社会公共职能和出资人职能的双重性，要么把政府的社会公共职能、出资人职能混在一起，出现出资人越位，要么把政府的社会公共职能和出资人职能与企业分开，产生出资人缺位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十六大”又重新提出国资管理的问题，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相结合，权利、职责和义务相统一，使国有资产在“有进有退”和战略性重组中走向目标单一。

　　“在市场经济中，国有资产、尤其是经营性国有资产像所有其他非国有资产一样，‘安身立命’的目标必须是能够保值与增值。”郭励弘说，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出发点就是实现这样一个目标，“而且是惟一的目标”。

　　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新成立的国资管理机构作为国有资产主体的角色名副其实，才能不重蹈旧管理体制的覆辙。这也同时要求，国家应将政策性的目标如增加就业、社会保障等交给其他政府部门去追求，同时在更高层次上协调好这些目标与资产保值的关系。

　　多年探索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认识统一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单一目标上。而这个目标的具体设计落在了4位国家级“智囊”身上，原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现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保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所长陈小洪和副所长张文魁以及世界银行国企问题专家张春霖。

　　按照他们的设计，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构建“国家统一所有，分别行使产权，专门机构监管，授权委托经营”的国有资产监管和营运体制；国资委作为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政府直属特设机构，依法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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