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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时铃
多年前，笔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时，有一位同学给我的留言是：“你是我惟一不认为是河南人的人”，算是给我的最高评语。如果说给我的同乡听，肯定让他们心
寒。从此以后的一段时间，每当别人再问起我中国式问题“你是哪的人？”，我要么就说具体出生地“郑州人”，要么就说我的户口所在地“上海人”，要么就说我的定居地“北京人”，要么开玩笑说“中国人，地球人都知道”一避了之，我真不敢直言说“河南人”。
因为，如果说多年前台湾的杂文家柏杨先生自我解剖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出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那么，现在，我就成了“丑陋的河南人”了。但前者所幸是自己勇敢地针砭自己，以使国民警醒，而后者则是来自外围的一种歧视和丑化，所幸还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出一本《丑陋的河南人》。
河南怎么了？河南人惹谁了？这恐怕是前两年对河南提问最多的问题，甚至《河南人惹谁了》、《妖魔化河南》等为河南鸣冤的畅销书都出来了。实际上，河南没怎么了，而且河南也不敢怎么了，你想13个人中就有1个河南人，1个亿的人口大省，如果怎么了，那还得了。河南人也没有惹谁，河南人也不敢惹谁，河南人谁也不敢惹，河南人穷啊，哪有敢惹别人的份，只有被惹的份。
如果非得要说到底惹了谁，恐怕是惹了谁的眼。河南给外界的印象，大体是历史悠久，贫穷落后，农民多，粮食不少。
在这个大印象下，给全世界和全国人民留下的是，嵩山少林寺，少林武术，而且到处办武术班，搞武术表演，言必称少林，否则感觉不正宗，似乎河南人人练武，野，不好惹。给北京人留下的，是捡破烂，似乎河南人只能靠卖废品过日子，脏，不能惹。给武汉人留下的，是爱喝酒，能划拳，似乎河南人都是酒鬼，粗，惹不得。给河北人留下的，是到处开面食小摊，似乎是河南人在养活河北人，而到了上海，则是兰州拉面都变成了河南拉面，好像拉面本来就是河南的，穷，没的惹，况且惹了没准明天没了早点，还是别惹的好。
最要紧的是，河南不知什么时候“得罪”了媒体。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中央级媒体关于河南的报道，大多是春种秋收时节的农业信息，或者只要关于粮食等三农问题的报道，基本上是少不了河南的。再做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就会发现，央视“焦点访谈”等重头热点栏目中的不少批评性的选题是关于河南的。当年张金柱交通肇事一曝光，观众一下子就认为河南公安系统腐败得很，就是现在出了个任长霞，也很难扭转人们的成见；郑百文造假事件在股市上尽管屡见不鲜，但人们就记住了这宗被钉死在媒体上的股市造假，弄得整个河南板块都抬不起头来。河南的媒体形象几乎是“脏、乱、差；穷、土、傻；假、吹、猾”的集中代表。
倒不是说媒体不可以批评河南或者河南人，问题是同样或类似的事情，哪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怎么就非要纠缠到河南头上了呢？说到底，是河南人“好惹”。
俗话说，财大气粗。河南穷，河南人就没法气粗。气不粗，一不小心惹点事出来，也就只能等着骂。被骂的声音大了，知道的人就多了——又是河南人。被骂的次数多了，知道的人就印象上了——河南人就这样。
实际上，很能包容的河南人却很难被包容，因为媒体传播造成的受众印象，河南处于被包围被围困的境地。这就像我们对于美国社会的了解一样，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影视形成的，认为美国是一个富裕但不安全的国家，但实际情况并非这么简单，它也有贫富差距，只是没有我们的大，它也并不缺乏基本的安全，只是它允许携带枪支。
对河南的这种误解、歧视甚至是丑化，实际上是丑化从而恶化了河南的软环境，这直接影响了河南的招商引资的效率，也加大了对外市场贸易等经济活动的成本，“中原崛起”的成本无疑将加大，因为仅从媒体层面就无法“抬头”，何谈“崛起”？
因此，迫切的问题不在于“河南人惹谁了”，而在于“谁惹了河南人”，不解决“谁惹了河南人”的问题，就无法最终解决“河南人惹谁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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