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农村合作医疗遭遇阻力

　　乱收费后遗症让农民产生不信任

　　2004年最后一天清晨，重庆江津的天气出奇地冷了。先锋镇白庙村袁素芳一大早就起来，因为她老伴肖友云的脑血栓又加重了。2003年合作医疗开始筹资时，她糊里糊涂交了40元。“没想到去年老伴的医疗费居然报销了1470元……本以为今年白交了，可最后一天也派上了用场！”袁布满皱纹的脸上绽出笑容。

　　尽管如此，“以前像袁素芳这样主动上医院来的农民很少。”江津市合作医疗办公室负责人罗芳告诉记者，尤其是经济困难的乡村，农民们害怕得病，而得病后，“小病拖、大病养”成了很多人应对疾病的手段。

　　自2003年重庆市在江津、铜梁等6个区县推广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后，这几个地区的就医情况得到了很大好转。以江津市为例，共有农民108万人，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已经接纳了54.8万名农民，“超过了全市农民人口的50%”。江津市卫生局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比例在6个试点区县中属于偏上的水平。

　　“试点区县加入合作医疗制度的农民比例应该在60%左右。”重庆市合作医疗办公室主任唐某告诉记者，江津的这个比例在全国各个试点中仅属中等水平，其中有多方面的阻力。

　　“最大阻力来自农民。”卫生部宣传教育司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这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推广合作医疗的基层工作人员的共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政府和医疗体系的不信任。”

　　“在经历了乱收费等问题后，农民对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变得小心起来。”先峰镇中心医院的一位医生称，在没有收费时，农民对合作医疗的热情高涨。但一听说要收钱，很多人顿时找不着影儿了。

　　“一个人10块钱参加合作医疗，只相当于几包烟钱，交得起。”江津支坪镇花莆村一位刚刚从外地打工回来的农民对记者说，但“交钱交怕了，天上哪有掉馅饼的好事，不是乱收费吧？以前交钱，交上后就不知去向。现在，我还是担心。”

　　此外，农民对医院也不信任。花莆村一些没有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告诉记者，“参加了合作医疗后，你必须到指定的医院去看病才能报销，人家可以把药费开得高一点，实际上还是一点好处没得到！”

　　“这是以前基层卫生院对农民乱开药、高药价所带来的后遗症。”罗芳表示，要彻底改变农民的观点，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数农民认为，过去那种能提供质优价廉服务的乡镇卫生院已不复存在，而大多数医疗机构的费用让这些年均收入只有两三千元的农民胆战心惊。“以前做个手术卖头猪就可以了，现在却要卖房了。”支坪镇花莆村的文晓勇如此抱怨，乡镇医院和大医院的收费都很高，但城里的医院技术好，所以有个头疼脑热的都尽量硬扛过去，一旦得了大病，就往县以上医院送。

　　“推行合作医疗，农民进入乡村医院看病的综合成本降低，是重塑农民对乡镇级卫生系统信心的最好机会。”卫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卫平说。

　　(摘编自《时代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