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孟复细论：“五种力量”造成投资过热

　　本报记者 吴雨珊 张逸之 北京报道

　　国家应该制定政策，引导民营企业不要自己建钢铁厂，而是去改组、改造、改制国有的中小企业，用增量调动存量，既低成本扩张，又解决了国企的问题。

　　8月9日，央行发布的2004年度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在宏观调控政策逐 步推进的第二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6082亿元，同比增长28.6%，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落14.4个百分点，扣除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的实际增长率后为21.8%，乃2003年以来最低。

　　与此同时，货币供应量增幅继续回落。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3.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增幅比上年同期低4.6个百分点，其增速已连续4个月回落。狭义货币M1余额8.9万亿元，同比增长16.2%，比上年同期低4个百分点。

　　伴随这些数字的下滑，是企业家心态的变化。日前，国家统计局对全国19500家各种类型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31.5，比一季度回落7.4点。其中，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的企业家信心指数回落幅度较大，企业家信心指数分别为129.9、145.3和119.6，分别比一季度回落9.9、9.7和14.1点。

　　8月9日，黄孟复在接受本报专时说：“宏观调控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经济总量的增速已经得到控制，过热行业也在逐步降温。下一步深层次的问题是，要解决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

　　五大投资力量共推“过热”

　　“投资热真的是民营企业造成的吗？为什么受宏观调控冲击的主要是民营企业？”8月8日，一位民营集团的老总不解地发问。

　　这是一个难以找到准确答案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082亿元，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投资为12605亿元，外商投资及民间投资未有专门的归口统计。

　　黄孟复分析，当前全国的投资力量共有五大块。

　　第一块是国家的投资。六年以来，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了数以千亿的国债，一块钱的国债投资大概可以拉动五块钱的投资量，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十分显著。

　　第二块是地方政府。在江浙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一些省、市、县政府除了财政税收等预算收入外，还能通过经营城市———出售土地和各种收费等办法，获得一定的预算外收入，这部分预算外收入有时和财政收入是一比一。

　　第三种投资力量来自国有企业。经过三年减员、改制，国有企业的情况发生了好转，这些企业更容易从国有银行中获得资金支持，投资力量比较强大。这三种力量都是公有的。

　　第四块是外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世界产业格局的调整，国际的产业、资本纷纷向中国转移，中国成为海外投资者的乐土、世界投资第一大国。每年来自国外和港、澳、台的直接投资约500亿(美元)，大多投向了产业领域。

　　最后一块是民间投资。中国共产党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论述和十五大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精神，以及《宪法》中明确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各地也纷纷出台鼓励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政策措施，形成了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大环境，民间投资的信心大增，投资增速非常快。

　　“造成中国投资过热的主要是哪一种，必须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国家投资带动的是多少，地方政府投资带动的是多少，民间力量带动了多少，然后才能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这五种力量该如何引导。”黄孟复说。就此，记者咨询了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士和一省统计局人士，他们均表示没有类似的归口统计和分析。

　　就五种投资力量目前的格局和发展方向，工商联主席进行了一一剖析。

　　他认为，现在投资已经热起来了，国家主动放慢国债投资速度是完全正确的。他还建议，国债后面的发行，应以支持就业取代引导投资，如用于发放下岗职工自谋职业贷款、小额农业贷款、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贷款等，解决这些市场机制难以顾及的社会问题。

　　他表示，地方政府投资的热情很高，以前办厂效果不好，现在就投资基础设施或建筑等方面，实际上对钢铁、水泥等产业的拉动很大。“需要对其进行引导，让他把投资转向环境保护、卫生防疫、教育等领域。”他说。

　　在此次宏观调控中，发改委重点清理的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物流园区等项目中，相当部分正是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记者在江苏了解到，在江苏停缓建的1000多个项目里，有一部分就是地方政府的项目。“很多政府的建设项目现在都停掉了。”江苏的一位银行人士说。

　　对于国有企业的投资，黄孟复感到，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效率不高、决策与市场脱节等问题，所以还是要继续贯彻十五大的精神，让国有企业在五个行业做强做大，从一般性竞争行业中有序退出。“这个方针是多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千万不能看国有企业一时好起来了，又开始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全面投资，那极有可能今年、明年赚钱，后面又长期亏损。”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认为，十五大提出国有企业要逐步退出的领域实际上国有企业仍然没有退出，依然在垄断资源。与此同时，外资也在享受超国民待遇，地方政府把引进外资作为考核指标，只要是外资就优先。比如同样一块地，在同等谈判中却倾向于给世界500强，政府还承诺如何配套，这些隐型的待遇民营企业是享受不到的。

　　张宏伟质疑，民营企业在这种内外“夹击”中还有多大空间？

　　政府失信？银行失信？

　　“昆山163家房地产企业中，有近三分之一快撑不住了。”8月5日，江苏昆山的一位房地产商说。他告诉记者，由于银行全线收缩贷款，一些企业的资金链已接近崩溃的边缘，为了救急，部分企业开始在员工中募集资金，以渡过难关。

　　除了房地产企业，钢铁、电解铝、水泥等国家严控的行业均在强力的贷款收缩下经历着一场严峻的优胜劣汰。现在看来近乎盲目的投资冲动，使得这些行业中一些实力较弱的中小民营企业已经停产或半停产。

　　“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大家都逐在一个点上了，就成了盲目投资。”黄孟复说。由于长期以来民营企业没有“名分”，往往难以及时获取政府的决策信息，在决策时便无法准确判断形势。而政府的信息对于一个企业的资金投向和稳健经营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8月8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轮宏观调控有保有压，新希望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属于宏观调控的受益者。一方面今年粮食种植面积大幅增加，粮价上调使农民种粮、养殖的积极性达到了近几年最高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比较早地预测到粮价上涨，集团较早较多地采购了一些原料，因此，当其他一些企业出现困难，投资能力受到影响时，新希望的成本上升很少，销量反而增长了30%。

　　“宏观调控是对民企的考验，同时也是一道坎，企业可以抓住这个机会规范运作，稳健经营。”刘永好说。

　　除了要尽力克服自身的非理性因素外，黄孟复更直言不讳地告诫民企，要警惕地方政府的误导和银行的“陷阱”。

　　“为什么政府领导让干的还错了？为什么(市、省、县)政府的红头文件算不了数？”一位大型企业集团的董事长近乎愤懑地发出疑问。

　　张宏伟认为，这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未来的发展战略，没有科学的长远发展规划，盲目招商引资，你只要进来，不管投资什么东西，都给你优惠政策。

　　另一位民营企业家认为：“主要是国家有关部门没有按照十六大的精神对民营企业的相关政策法规做出调整，地方政府想做主也做不了主，不得不出尔反尔，政府信誉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黄孟复的观点是，地方官员想出政绩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为了加快发展，就拿土地优惠、减免税收等条件吸引企业，鼓励企业扩大投资。但最后，如果不符合国家政策，民营企业是要承担损失的。

　　银行也在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中跌了跟头。今年上半年，江苏银监局在指导银行贷款时就再三强调，不要盲目进入有政府支持的项目，发放这类项目的贷款需慎之又慎。记者接触的多位江苏银行界人士均表示，他们不会再轻易向有政府背景的项目贷款，一方面是“政府承诺还贷，不还你也没办法”，另一方面是铁本事件带来的后怕，“遇到地方政府搞违规审批，损失的还是银行”。

　　在这条复杂的利益链上，银行既是受害者，也是始作俑者之一。黄孟复认为，在前一段投资过热的过程中，实际上银行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在降低不良贷款率的压力下，银行拼命寻找优质客户发放贷款，以做大贷款分母。但是，宏观调控来临后，银行迅速“变脸”，或立即向企业催还贷款，或减少授信额度，使得一些已经开工或做到一半的项目半途而废。

　　三大结构问题亟待解决

　　宏观调控走到今天，下一步该怎么办？黄孟复认为，应当肯定的是，宏观调控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如果不调整，经济运行绷得太紧，企业无法获得一个正常的生产经营环境。

　　这与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的观点类似。“要么宏观调控，要么大萧条。”樊最近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不得不进行宏观调控，如何消解投资过热的形成土壤？如何引导五种投资力量正确、理性地发挥作用？

　　“宏观调控只能解决一些比较急迫的问题，深层次的问题还是要靠深化改革。”黄孟复说，“经济结构调整也谈了很多年了，要集约式的，避免粗放式的，但是我认为效果不大。”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所有制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三大产业结构。“这些问题不解决，将来中国还是会出现所谓‘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局面。”黄警告说。

　　他特别强调，十五大和十六大一些基本原则，应该是指导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中心思想，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不能到开十五大的时候讲十五大，到开十六大的时候讲十六大，到平常的时候就忘了”。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国有企业该退出的一定要退出。

　　以此轮调控的中心之一———钢铁行业为例，同样是200万吨的钢铁企业，国有企业一般都是两万多人，民营企业也就六七千人，效率高下显而易见。黄孟复建议，国家应该制定政策，引导民营企业不要自己建钢铁厂，而是去改组、改造、改制国有的中小钢铁企业，用增量激活存量，既低成本扩张，又解决了国企的问题。

　　转变的迹象来自国家发改委即将出台的一份意见，该意见提出了促进非国有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知情人透露，国务院有关领导已经两度对意见草案作出批示，预计会在今年第四季度或更早的时候出台。对于草案的具体内容，黄孟复表示暂时不便披露，仅仅谨慎地表达了他的希望：“应该按照十六大的精神，非禁就可以进入了，法律明文规定民企不能进入的就不能进入，没有明文规定就应该全部可以进入。”

　　第二个亟待调整的是地区经济结构。国家统计局今年上半年统计报告显示，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12601亿元，中部4386亿元，西部4461亿元，地区差异仍然相当明显。

　　而就增幅来看，受宏观调控影响，东、中、西部投资增幅分别比1-5月回落3.8、5.7和6.1个百分点。经济相对较“冷”的中西部地区，下降幅度反倒更大。

　　新疆的调研结果让黄孟复看到，西部经济的特征是“起动慢、刹车快”，普遍感觉受调控影响很大，而在广东，他了解到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影响不太大。

　　“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应该注意到地区的结构。因为我们国家是多民族的，东西部本来差距比较大，从稳定和平衡的角度看，西部还是应该给一点倾斜政策。”黄建议。

　　此外，全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亦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黄孟复说，所谓的投资过热，实际上主要热在第二产业，一产和三产还没有热，尤其像农业和农产品等，潜力非常大，但是民企不大愿意往这方面投，因为回报率低。

　　与此相应，解决的方案在于平衡各产业的投资回报。比如为促进粮食生产，国家补贴已经绕过各级行政“过滤”，直接补贴给农民。黄认为，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民这个方式，应该是使部分地区的农民变成农业产业工人的有效途径。“我到新疆去，发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棉花产业搞得很好。为什么？它们有一个较强的组织体制，是以兵团这个大龙头来指导生产、面对市场。实际上，我们将来就可以靠类似这样的龙头企业把成千上万户农民组织起来。”

　　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今年上半年，一产增长4.9%，比上年同期加快2.2个百分点；二产增长11.5%，比上年同期减慢0.1个百分点；三产增长8%，比上年同期加快2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的改善，已经显露出积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