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别忘了 是我们自己选择了它

　　别忘了！是我们自己选择了它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也会以更平和的心态看待“鸟巢”的出现

　　□受访人：崔恺(中国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总工程师)

　　□采访人：本报驻京记者　夏榆

　　记者：国家体育场为什么突然停工？目前方案修改的进展如何？

　　崔恺：停工主要是因为对造价有疑问。国家体育场的项目在初步设计做完之后，交由专家和政府审查，他们认为造价太高了。但实际上，最初标书里造价的标准是40个亿，“鸟巢”方案的38.9亿并没有超出这个造价标准。新的修改方案降低了编织“鸟巢”所需要的总用钢量，目前已通过了专家的论证。

　　记者：“鸟巢”预计在什么时候完工？设计方案的修改是否会影响工程的质量和进度？

　　崔恺：建成的时间可能会在2007年的五六月间，现在还没有最后定，得视最后的修改方案。

　　记者：对“鸟巢”批评的交锋点在哪里？

　　崔恺：在安德鲁设计的巴黎戴高乐机场出事以后，国家开始对重大项目的安全问题重新进行审查、评估，由此也带来了人们对国家体育场的安全性的怀疑。但实际上原来的设计方案是严谨而规范的，且多次通过了安全的测评和论证。当然，国家体育场本身的形态决定了用钢量会比较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用钢量多并不意味着安全就一定有隐患，这完全是两个概念。现在把体育场的口开大，把活动屋盖取消，依照结构力学的分析，因为简单，安全系数自然容易提高，但是这并不能说原来的设计不安全。

　　记者：奥运项目在竞标的时候有没有安全评估的程序？

　　崔恺：没有这个程序。参加评审的评委有建筑专家，也有结构专家，但是没有安全论证这个程序。

　　记者：遇到安全的问题怎么办？比如现在的专家和学者对“鸟巢”安全性的质疑。

　　崔恺：这都是后话了。现在国际建筑界在项目竞标中，也没有对安全的专项评估，说实在的，在巴黎戴高乐机场出事以后，大家好像就把安全的问题看得特别重，实际上每一个项目在提出的时候，它都有足够的技术支撑，否则不可能推出一个项目。一般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在项目竞标之前会有一个技术论证，技术专家会对项目的各个方面如结构的可行性、对造价的控制等等进行评估，会在正式评选中给评委一个参考。最后在施工中，有关部门会对国家规定的一些条例做安全审查，对于超过规范要求的要进行超限检查，但这都是在具体施工的时候要做的工作。

　　记者：在“鸟巢”最初的竞标中，开启式屋盖被看成是最具创新的部分，拿掉以后会影响它的艺术价值吗？

　　崔恺：国家体育场是被国际建筑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式的项目，现在的方案修改是根据政府“节俭办奥运会”的要求而作的重大修改，我们设计团队对政府的决策能够理解。所以，应当这样理解，原来的方案设计程序是符合规则的，现在修改也是为了政府总体的战略要求。但从建筑学的观点来讲，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修改，作出这样的调整是不得已的。相信经过各方面的努力，“鸟巢”仍旧能够保持它的艺术品质。

　　记者：方案被修改，设计方的态度怎么样？为什么我们听不到设计方的声音？

　　崔恺：现在有很多不负责任的言论，我们准备一起发布一个声明，以正视听。但这确实是一个信息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国家大剧院的争论也是持久不休，但是无论怎么样，它还是出现在了长安大街，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建筑。“鸟巢”也一样，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也会以更平和的心态看待它的出现。

　　记者：修改是为了节省资金，但实际上会不会造成浪费？

　　崔恺：实际上已经造成了浪费。比如为了制作开启式屋盖，我们专门请了德国公司代理，负责网状的钢结构部分的设计，德国公司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精力和财力。但是比起那些真正的巨大浪费，这还是可以接受的。

　　记者：设计方案在没有确定的时候就开工建设，是否显得仓促？

　　崔恺：一般的开工期应该是在设计方案通过之后，只有在方案经过全面审查之后才能开工。而“鸟巢”因为是奥运会的项目，实行特办，政府也是为了把申奥的热潮保持下去，方案还处于调整阶段就在去年年底开工了，这个开工期超过了正常的设计周期范围，设计师是边开工边完善修改方案的。

　　记者：在对“鸟巢”的批评中，还有一些激烈的意见，就是批评奥运工程的西化，指责奥运工程“崇洋媚外”，你怎么看？

　　崔恺：我认为，把一些项目放到国际舞台上，在一个相对公平、开放的国际环境中遴选、竞争，会为建筑的发展提供很好的机遇。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并不狭隘地看某个建筑是不是中国人做的，我们还是要看我们能不能选择最好的方案，能不能建成世界一流的建筑。从技术和创造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更合适。

　　当然也应该指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城市中出现很多国际化的竞争，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所谓不成功，就是一味搞这种竞争，而忽视建筑的质量，针对这样的风气，我同意不能崇洋媚外。但是就目前奥运会选择的几个项目而言，还是比较成功的，设计方案得到广泛的认可，受到世界关注。

　　记者：有一种批评说：中国是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你怎么看？

　　崔恺：建筑史上每一次重大的进步和突破，都是在建筑活动中产生的，很难说哪一次是做的实验，哪一次是直接做的生产。外国建筑师进入中国建筑市场，他们所参与的每一次重大项目的竞争也都是在为中国建筑师提供学习的机会。如果说实验的话，每一次建筑行为都可能是实验，只不过以前的建筑实验是在巴黎、纽约，现在的实验是在中国。

　　建筑师尽可以创造，但作为使用方，还有一个选择权，我们选择适合自己的，选择能够控制的成本，选择我们自己的使用要求，这个选择权在我们的手里。比如，当我们今天说起“鸟巢”这个事情的时候，不要忘了是我们自己选择了这个方案。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我觉得这样说会更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