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溪：破解东北难题

　　

温家宝看望罗运德房子的场景　郭韬／摄

　　对科学发展观中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解读，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都是其题中之义，而东北本溪的情况似乎还可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样本。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

　　□本报驻京记者 李海鹏

　　看看罗运德的房子

　　2003年6月1日上午8时半，有人告诉75岁的老矿工罗运德，首长来了。他颤巍巍地走到门口去迎接，定睛一看，愣住了。因为每天晚上都坐在炕上通过那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收看新闻，他认出了来人，脱口说道：“这不是咱们的总理吗？”然后就说不出话来。

　　温家宝总理握着罗运德的手，走进了院子。在一些报道中，这个院子被描述为“有些破旧”，实际上，是破旧得没法儿再破旧了，看上去就像经历过一次地震那么糟。院子非常小，总面积不会超过100平米，并列的两排房子之间只有不到两米的空隙。北面是不得不遗弃的老房，窗户大致呈梯形，而组成门框的四根木头根本不在一个平面上。南面新房的情况要好一些，屋顶还不至于七扭八歪，但房基也已经有些下沉。从墙头上望出去，四周看不到尽头的房屋全是如此。

　　这是本溪市牛心台中心采煤沉降区中的小南沟，近百年的煤矿开采逐渐掏空了这里的大地，使得房屋像流沙上的石头一样渐渐陷落。而罗运德本人，就是挖空大地的人之一。当温家宝询问他是不是老矿工时，他清楚地说出了自己来到这里的年份，“我是1953年到矿上的。”

　　温家宝点点头说：“我是来给你们解决问题的。”

　　罗运德鼓起勇气告诉温家宝，附近的房子从6年前就开始变形了。

　　1997年，本溪市的彩屯、牛心台、田师付等矿区先后发生沉降。夜里，尽管不是雨季，罗运德仍听到房屋里的木头咔咔响。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房子、邻居的房子、整个小南沟乃至沉降区50.6平方公里上的建筑，就都扭曲起来。所有的建筑似乎都喝醉了，有的屋顶倒塌了，有的烟囱随北风晃动，有的窗子在半夜摔到炕上。罗运德的5个孩子注意到，房屋的承重墙正在沉到地下去，因此不愿意再住下去。“你们要走你们走吧，我们老两口子不怕死。”罗运德和老伴张秀荣拒绝了搬走的建议。矿务局决定帮助这个老劳模。他自己出了料，矿上出了工，在小院子里重新盖了一栋平房。

　　温家宝希望通过罗运德了解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落实情况，他问：“退休后，你能按时领到退休金吗？”

　　“能。我一个月有500多元退休金。下岗的儿子也能领到低保金。生活还过得去。”

　　“156元的低保金能按时领到吗？”

　　“能按时领到。”罗运德注意到，在看到房屋的状况时，温家宝的嘴角向下撇去，表情就像是一声“哎呀，都这样了”。他低下头查看门框的倾斜情况，使得附近的其他领导干部不得不用手挡在上面，护住他的头顶。罗运德本来完全沉浸在见到总理的幸福和惶恐之中，可是看到他的表情，也忍不住说起了委屈。在温家宝钻进危险的北房后，他指着顶棚说：“有天晚上，我坐在炕沿儿上，心里突然忽悠一下子，也不知道咋的了，就跑到一边儿去了，刚跑开，一大块水泥‘咔嚓’一下子，正砸在我刚才坐的地方，差不点儿就把我砸死呀！”

　　这句话似乎是整个造访过程中给温家宝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一句。

　　“多悬啊。”他说。温家宝在罗运德的屋子里呆了20分钟，然后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沿着土路走到后面的李荷家。她的丈夫死在矿上，生活很困难。温家宝认真察看了房里简单的陈设和墙上、顶棚的裂纹，半晌不说话，随后问她，沉陷造成了什么影响。

　　“住着害怕。”她说。在当天晚上的会议上，温家宝表示，中央会为本溪市采煤沉降区改造提供其所需的11亿元资金的60%。

　　2003年1月底，农历新年除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曾特地下到阜新煤矿720米深的井下，与煤矿工人一起度过了近两个小时的年夜饭时间。而就任国务院总理之后，温家宝又先后于5月末6月初、8月两次赴东北考察和调研。以小南沟为代表的沉降区改造工程，只是这届政府在这一地区的诸多关注点之一。在科学发展观中，区域经济平衡和东北大开发，才是温家宝频繁北上背后的主题曲。

　　“小南沟现象”解读

　　1953年，罗运德23岁，从河北省丰润县来到本溪煤矿，在巷道中像土拨鼠一样掘进，每前进一米，心中都充满成就感。与他一样，当年的煤矿工人们从未想到过，手中吼叫的风镐，会使他们在多年之后不能安居乐业。

　　1411年，本溪已经是辽东主要的产铁区。1905年，这里成为亚洲重要的产煤区，浅层矿脉受到日本殖民者的大肆开采。建国后，国家首个五年计划确定的156个重点发展的重工业项目中，就有58个在东北，为了提供更多的能源，煤矿工人们必须不断深入到更深的地底下。本溪煤矿的4层煤藏都被开采了出来，转化为国家需要的热能。到1990年代，矿区下的大地就像被抽去了黑色馅料的多层糕一样，只剩下了4片互相分离的土层。

　　一位当地官员说，后期开采的窘迫处境，是造成沉降的重要原因。“煤挖完之后，巷道本应该用木头支撑起来。可是到了开发后期，煤产量下降导致成本提高，为了节省成本，这些环节就被省略了不少。”

　　1990年以后，全国经济进入快车道，本溪市的沉闷局面逐渐被凸现出来。但是罗运德相信，无论如何，只要地下还有煤在，一切麻烦就都不是问题。

　　可是，煤几乎没了。2001年后，在本溪煤矿的主矿脉已被开采殆尽的数年之后，有关部门终于承认了现实，本溪矿务局被撤销，除了零星的小煤矿继续挖掘支脉之外，本溪市再无采煤业可言，矿工们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

　　可此前4年，本溪市的煤矿区已经开始沉降，至今总面积已达50.6平方公里，受灾人口64425人。

　　这时人们才发现，这个曾号称“煤铁之城”的城市已经陷入难题之中。除了煤铁产业之外，它没有别的经济支柱。除了炼钢和挖煤，50多年来，这个城市的居民们几乎没有学习到别的谋生技能。在沉降区，情况尤其糟糕。

　　那里铺满了大片大片的棚户区，房子歪歪斜斜，没有好走的路，甚至没有自来水。

　　2003年，王专由铁岭市委书记调任本溪市委书记，刚开始还觉得这是个工业城市，无论如何也会比原来所在农业城市强。可是他很快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本溪市的市区狭长，经过火车站的解放路是全市最重要的主干道，即使在这里，两侧的建筑看上去也相当老旧。只需要5元钱，你差不多就可以乘坐出租车抵达城区的任何一个角落，那些住宅区、商店和饭馆不能说很寒酸，但在它们四周，却总是相当明显地弥漫着一种消沉的气氛。

　　本溪市有157万人口，其中100万直接或间接靠本钢吃饭，它也面临着诸多困难。这个城市的产业结构高度单一化，所有制结构则高度倾向于国有。

　　在地图上观察温家宝一年以来的三次东北之旅，你可以找到大量同类的资源枯竭型城市：抚顺、阜新、本溪、鸡西……以及资源不可避免地将要枯竭的城市———盘锦。在全国范围内同类城市更多，据已有的报道，中国390座矿城中的50座矿城面临资源衰竭，将受到波及的职工达到300万。

　　在东北，还有更多的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城市面临问题：沈阳、鞍山、长春、大庆……在21世纪，这两种城市仍然积满了过去时代遗留的沉重灰尘。

　　温家宝的到访意味着这样一种动员：是打扫房间的时候了。

　　地方官员们注重实效

　　在去年6月1日的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同意中央财政为本溪市采煤沉降区改造工程拨出巨款，并非完全是出于对罗运德们的同情。早在2003年4月，曾培炎副总理在这里调研时就曾表示出类似的态度。这一计划后来调整为中央负责50%，辽宁省负责20%，本溪市自筹30%。

　　对于这一调整的动机，本溪市委书记王专的猜测是，“中央也需要平衡考虑。”

　　资金，常常被看作是振兴东北的首要条件。但是，中央政府也必然担心，过多的拨款会助长地方的依赖心理，而以东北之大、之重，需要输血的城市之多，再多的拨款都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甚至它还有成为无底洞的危险。

　　温家宝要求，振兴东北要坚持自力更生与国家重点支持相结合的策略。如何自筹资金，因此成为东北各地官员们的首要课题。

　　辽宁省前任省长薄熙来的观念和作风对当地官员们影响甚深，他倾向于把政策和资金看作是推动经济的两个发动机，而寻找外资则是其中最有效、最实惠的办法。在任辽宁省省长期间，他多次组织庞大的招商队伍远赴香港及国外，给媒体和公众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王专的思路显然与薄熙来一脉相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间隙，他不停地询问秘书，“客人”是否已经到齐。对东北官员们来说，有投资意向的访客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人。

　　本溪市试图引进外资，发展旅游业和中药产业，以改变单一的产业结构。王专说，本溪关门山上的枫叶最多可达13个角，远比香山红叶出众得多，而上乘人参的质量令当地人引以为傲。事实上，类似的区域优势在特产丰富的东北并不罕见，而多年以来，东北人并没有依靠鹿茸等产品振兴地方。因此，这位市委书记说，更关键的问题是必须把本溪市的国有经济比重降下去，这座城市要像那些南方城市一样，依靠富于活力的非公有经济来造就繁荣。

　　本溪市意识到，必须为非公有经济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王专举例说，某个官员因为勒索私营企业，已经被送进了监狱。一些基层官员则表示，有关职能部门侵扰私营企业的现象，已有明显改变。

　　就像它的那些陈旧的机器，在东北，传统的行政权力的使用方式仍有其强大的惯性。只是在近来，有事业心的官员们则开始真正地意识到应该有所节制。王专说：“这里的问题主要是要改变人的意识。”

　　王专要求当地的官员们解放思想，少来虚的。他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告诉他们，解放思想的标志就是“拿出项目”，所谓政绩，就要“哪壶能开提哪壶”。

　　振兴之路靠改革

　　温家宝总理告诫，振兴东北不要再搞大会战模式。这也是切中肯綮的忠告，在某种程度上，东北地区的局部改革一直在进行，却常常受到很多毕其功于一役的雄心的拖累。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的格龙多纳曾说：“对壮丽的爱好，恰好违背市场经济的理性本质。”

　　薄熙来在2003年表示，辽宁很多市都有欢迎外来投资的“饥渴症”。像东北地区大多数城市的领导一样，本溪市委书记王专也认为，其手下官员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找钱、找钱、找钱。只要把资金拉到当地并且留住，机会就随之而来。企业一开动，就会解决就业；产品销售到全国和海外，就会提升本地的知名度；虽然要以减免税收作为优惠条件，但政府的财政还是会得到增长——只要保持住这一良性循环，经济就会由此走上繁荣之路。

　　但是，王专也承认，东北已经错过了进入这一发展模式的最好时机。由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经济命题在中国已不再能够压倒一切，诸如批地等权力被中央收回，地方政府能够为外来资金提供的优惠条件，已经越来越受到法律的制约。

　　这也是全国所有经济落后区域面临的新课题：它们试图学习南方沿海地区的某些经验，却发现这些经验已不大合乎时宜。

　　实际上，如此宏大的东北难题，还只是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区域经济平衡所涉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

　　在东北，各个时代、各个层面的问题都交织在一起。既存在着最初级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遗留问题，如资源价格体系尚未走入市场轨道；又有转型期的特有问题，如资金、政策等；既有政府部门如何正确发挥其职能的体制壁垒，又有当地公众的市场意识、契约意识不足的阻碍。

　　国有企业下岗工人们常常陷入到社会学者们所说的“依附心态”中去，倾向于认为自己作出了多年贡献，那么一切问题都应该由国家负责。现在，政府部门正在试图教育公众，依附心态无济于事，市场经济就是要靠自己本事吃饭。而真正有效的稳定剂，恐怕还是来自政府层面的更多、更快、更深的改革。

　　温家宝在6月初离开东北时说：“实现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最根本的是要靠改革。”(《本溪晚报》孙承对此文亦有贡献，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