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县：一个中西部农业县的困境与突围

　　

华县去年水灾之后，农民自发组织起了打捞队　肖晓良／摄

　　“由于种种原因，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仍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这是新一届政府对现实的清醒判断。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在中国农民为这个民族作出了几十年的默默奉献之后，现在到了需要反哺的时候了

　　□本报记者 黄广明

　　总理在“最看不到光明”的时候出现

　　“5年内取消农业税！”3月5日上午，当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出这个承诺时，千里之外的陕西省华县人大会议现场响起了掌声。

　　当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时，华县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也在举行，许多县人大代表通过电视，听取了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令他们感到亲近的是，5个月前，温总理来到华县，那时这里正遭遇渭河百年不遇的水灾。

　　此次洪灾，下庙镇受损全县最重。自2003年9月1日凌晨渭河支流石堤河决口后，全镇境内没有一块干地，4.9万多亩耕地(占全县1／7)全部被淹，近年来的农业产业化成果毁于一旦。

　　全镇6774户居民，其中40%的房屋完全倒塌，完好无损的仅有210户。洪水过后，全镇16万只鸡仅剩252只，1700头牛仅剩200头，鸭、鹅分别只剩3只和4只。“今年我们防治禽流感的任务特别轻，”下庙镇党委书记贾攸江苦笑着说。

　　9月10日，洪水刚退，镇干部们先期返回，原来生机勃勃的下庙大地一片死寂，往日鸡犬之声相闻的景象不复，房屋坍塌，道路毁损。

　　正值“下庙最看不到光明”的时刻，温家宝总理来到灾区视察。

　　10月1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回良玉副总理一行到达西安机场后，直接来到75公里外的华县。先至石堤河决口处，再到下庙镇康甘村，在村民康天恩家临时搭建的帐篷内，温家宝询问了村里受灾情况。

　　下午，温家宝又冒雨来到设在县城贸易广场的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附近灾区几所小学的200多名学生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补课，温家宝向老师们表示感谢，叮嘱孩子们好好学习。

　　随后，在华县新华宾馆召开的救灾重建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明确表示，要进行灾后反思。

　　“决口后，我是做过被撤职准备的，这次总理实事求是地指出原因，让我们深感欣慰。”下庙镇党委书记贾攸江说。

　　记者来到下庙镇的时候，正值早春，房屋的残垣断壁时不时撞入眼帘，点缀在村落中蓝色的帐篷分外打眼，还有路边成片成片涝死的果林，水毁的痕迹无处不在。在康甘村，记者来到温总理看望过的康天恩老汉家。

　　康老汉家现有7口人：他和老伴，女儿和一个上门女婿，还有3个孙子孙女。去年全家种的7亩玉米和棉花颗粒无收。女婿在外打工，女儿在家，大孙女念高一，二孙女念初一，最小的孙子读小学一年级。

　　大孙女康蕾去年夏天考取省重点高中华县咸林中学，成绩超过录取分数线50多分，突如其来的水灾让家里捉襟见肘，康蕾哭闹之下家里才东拼西凑继续让她念高中。今年春节后，康蕾又为800元的学费犯难了。她与学校签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学费可缓交1个月，逾期不交，学校将取消其学籍。3月6日记者来到康家时，康蕾的母亲已经找人借了500元，剩下的300元还没有着落。

　　华县县长薛东江介绍，华县本身是渭南地区的一个农业小县、工业弱县。这次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17.3亿元。更令人痛心的是，华县近年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成果毁于一旦。农民们种的果树和其他经济作物都已栽培了好几年，前期投入巨大，洪水前正进入产出期。要恢复到灾前水平，需要四五年时间。

　　乔堡村的现实

　　灾区农村的状况有其特殊性，为了解华县农村正常情况下的真实状况，记者又来到未遭水灾的华县少华镇乔堡村。

　　乔堡村离县城不到十里地，陇海铁路和西(安)潼(关)高速公路一南一北，正好将村落夹在了中间。看起来乔堡村的交通条件得天独厚，其实并不然，公路和铁路正好隔离了外界与乔堡村，形成一个交通的死角。

　　“一个是交通不便，一个是缺水，”乔堡村委会主任乔德余愁眉不展地说，“这是乔堡发展经济的两大制约。”与华县北部渭河沿岸村庄不同，秦岭山麓的乔堡村极端缺水。现在全村急需一口农用水井，但因为费用较高，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未解决。

　　乔堡村660人，这几年，县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村民们大都将小麦换种了经济作物，不少人都种上了一种叫水飞蓟的中药材。原来种小麦亩平收入百元左右，现在则有五六百元。

　　收入虽然提高了，但生活条件还是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以农村常见的五口之家来说，通常种七八亩地，全家年收入不过4000多元，这些钱，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一旦面对生病或者孩子上学，就显得捉襟见肘。

　　在乔堡村乃至整个华县农村，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得不起病，尤其是得不起大病。“如果一家有一个人得大病，这家可能一辈子难翻身。”华县县委宣传部部长魏四新说。

　　记者问一大群村民，没钱治病咋办？一位村民说只有借钱，话音未落。另一村民马上接口，“借几百块钱还可以，只要超过1000块，别人也拿不出来。”多数村民说，自家能负担的医疗费用也是以千元为限。

　　目前，农民看病完全是自己掏钱，看不起病的人也会向政府申请救济，但这笔钱通常少得可怜。以下庙镇为例，全年的救济金只有两万元，而提出申请的有两三百户。

　　农民们的另一大的开支是子女上学。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每学期一两百元的书杂费一般家庭还负担得起，如果念高中、中专或者大学，就很吃力了。如华县咸林中学，学生一开学报到就是1000多元，一学年要2000多元，“就连我们都感到吃力，更别说农民了。”华县县委农工部部长齐一平说，他的月工资有900多元。

　　与城里人比起来，农民的文化娱乐要少得多，像华县这样的欠发达的地区，城乡差距十分明显。在华县县城，有影剧院，四处可见的网吧、卡拉OK厅，白天和夜晚都显得热闹，而不出几里外的郊区，立即切换到一种摄人心魄的寂静。乔堡村民告诉记者，平时他们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视，如果碰上哪家有红白喜事，就是全村人的节日，可惜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去年村里就放了一场电影，还是一户人家有人去世时放的。

　　往年春节期间大家还组织起来扭扭秧歌，唱唱秦腔，现在一是大家都忙着挣钱了，更主要的是村集体也没钱。实际上，群众在文化生活方面的要求很强烈，“特别是农闲的时候，大家只能打打麻将，那不叫娱乐，那叫消遣。”村主任乔德余说。

　　谈到农民负担问题，村民表示减轻了许多。这是令他们感到欣慰的为数不多的话题。村主任乔德余介绍，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由人均每年80元下降到40元，少了一半。前几天温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承诺5年内取消农业税，村民们看了电视后奔走相告。

　　突围与掣肘

　　乔堡村的现状在华县有相当的普遍性。对于华县这样一个人口36万、农业人口30万的典型农业县来说，“三农”问题成了其重中之重。应该说，华县地方官员近年来为提高农民收入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投入精力最多也是收效最大的就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目前，华县的酥梨、芦笋、山药种植渐成气候。在耕地面积上，全县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几乎各占一半，农民收入也成倍增长。

　　但是，不少华县干部认为，农村面貌还是没有根本改观。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面对不断增大的城乡差距时，农村的进步显得太慢了。无论在基础建设、经济收入，还是在教育、卫生、文化精神生活方面，这种差距都在扩大。

　　“发达国家一人种150亩地，咱们每人种2亩地，以后我县争取每人种4亩地，这要求7万农村劳力转移。”在华县县委农工部部长齐一平看来，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只把目光盯着问题本身——譬如只想到如何发展农业，提高农民收入。“要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增加农民收入就如同增加了分子的数值，减少农民就如同降低了分母的数值，两者都能够达到增加农民收入平均数的效果。

　　目前，华县农村劳动力17.4万人，富余劳动力7.7万人，在县域外务工、经商人员达3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7%，2003年劳务总收入达4656万元，劳务收入占到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4.7%。但是，输出人员的素质不高，规模不大，组织化程度较低。仅仅限于外出打工，找活干、卖力气，发展也不够平衡。总的看来，县内就业矛盾日益突出。

　　小城镇建设是转移农民、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这又有两大矛盾，一是小城镇建设资金来源，二是农民搬到了城镇，脱离了耕地，他们的生存技能问题。

　　据介绍，华县去年财政收入4609万元，支出近1.3亿元，基本上是“吃饭财政”。

　　在华县政治和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没钱”的影响。教育领域，中小学校舍危房严重。去年9月，华县高塘中学高三理科补习班的木架结构教室倒塌，15名学生受伤。事后有关责任人被处分，但根本问题是，县里没钱改造学校危房。从此次华县洪灾来看，水过之处，小学教室几乎无一幸免，可见危房现象的严重。

　　医疗卫生方面，政府几乎不能在看病方面给囊中羞涩的农民一点帮助。华县一位去年参加过“抗非”的干部说，我们不敢设想，SARS进入农村会是何后果。

　　“根本上，农业是一个需要反哺的领域。”华县一名干部说。温家宝总理最近在“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讲话中指出，农业是基础产业，又是弱势产业，要承担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光靠市场调节不行，国家必须加强扶持和保护。这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