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东北观察报告：“新东北”究竟靠什么振兴_国内财经_财经纵横

今日东北观察报告：“新东北”究竟靠什么振兴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3月02日 08:50 中华工商时报

　　本报记者张志勇李爱明谭力新张文学

　　在东北的上上下下看来，有了项目，就解决了“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的问题。抓项目成为东北三省各级政府的工作中心。其实今日的抓项目和昨日的跑项目是“一脉相承”。

　　在东北三省的各省两会上，记者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振兴东北的话题中，政府领导谈得最多的是项目，而代表和委员们谈得最多的、最关心的话题是如何改善经济环境。一方是抓项目，一方提出要抓环境，这形成极大的反差。

　　腐败，这一“新东北现象”，不能不说是在权力和利益下的一个特殊“产物”。难怪东北的一些老百姓说：东北干部腐败像“走马灯”式的，都成了“连续剧”了。

　　由于东北三省的腐败现象，使得一些企业家把东三省视为投资的“高风险区”，其原因很简单，腐败给投资带来很多不确定性，成本太高。

　　引子

　　2004年，对于东北三省来说是全面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开局之年。

　　一元复始，万物复苏。

　　早春的2月，虽然广袤的黑土地还银装素裹，但东北大地到处都能感触到春回大地的气息。2月9日到26日，正值东北三省各省的两会召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成为各省两会的主旋律。我们无论是在黑河、齐齐哈尔、大庆、哈尔滨，还是在长春、吉林以及沈阳、鞍山、营口、大连，都能感受到“振兴东北”激荡着黑土地上的东北人。

　　东北人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振奋了：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发改委首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100个项目，总投资额约610亿元；东北八行业税制改革的试点；以及2月13日国资委公布的《关于加快东北地区中央企业调整改造的指导意见》，“坚持五项原则，实现一个目标”的调整改造思路，等等，一场变革的大幕已拉开。

　　“新辽沈战役”的“战前”预热各地已基本完成，目前东北三省都在相继拿出振兴老工业基地的规划纲要，但很多问题仍在争论中。

　　客观的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已不是一个新话题，东北的很多问题依然是“老生常谈”，但在中国改革开放25年后的今天，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后，实现中国经济发展“东西互动”、“协调发展”的国内国际大背景下，振兴东北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上重要的一着棋。

　　东北三省有着“共和国长子”的称谓，很显然这是一个带有历史感的“命名”。然而十六大重提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很显然有着它众多的新含义。对于东北三省这样一个区域的老工业基地而言，重提振兴，其“新”又在何处，如何实现振兴。其总体要求正如去年8月温家宝总理在东北三省明确提出的：“用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新方式，走出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的新路子。”很显然，温总理提出的“四新”，是寄希望东北三省在振兴中“脱胎换骨”，一个“新东北”凸现在中国经济的框架中，由此“新东北”成为续“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之后又一重要的经济增长级。而这也正是国人企盼的一个“新东北”，也正是1.1亿东北人梦寐以求的夙愿。

　　“新东北”显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东北，它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东北，是融于经济一体化的东北。记者在东北三省采访，所到之处人们都洋溢着振兴的“澎湃”，人们渴望着突变和涅□，但“积劳成疾”的现实已“积重难返”，一切又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澎湃”之后，更需要的是反思和理性的认识。经验和教训，会教会我们把握未来，而未来取决于我们对今天的认知。

　　我们正是带着这样一个出发点，来对今日的东北试图做理性和建设性的梳理，从而去认知一个更加真实的今日东北三省。

　　战略定位之惑

　　在中国大的区域经济框架中，很难找到象东北三省这样一个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知识结构、商业结构、文化结构，市场、体制、人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等都十分相似的这样一个地区。去年记者曾到长江三角洲采访，上海、浙江、江苏总的来说，三地彼此之间“个性”鲜明。而此次的东北之行，感觉对辽宁、吉林、黑龙江来说，共性的东西实在是太多，黑龙江省所存在的问题，同样也是辽宁和吉林所存在的问题。三省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差异，只不过是谁先走了一步、两步的问题。总的看是辽宁好于吉林，吉林好于黑龙江(这里所说的“好”，是指市场化程度)，就仿佛是越往北，春天来得越晚一样。

　　在计划经济一统时期，东北地区是一片充满太多骄傲和辉煌的热土，无论是在辽宁、吉林还是黑龙江，都自誉自己是共和国的“长门长子”。客观的说，东北三省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出过特殊的贡献，然而当中国选择改革开放，放弃“计划”，奔向令人鼓舞的“市场”时，昨日的东北老大哥，而今已“不做大哥好多年”，窘迫遮掩了骄傲，蹒跚遮掩了辉煌，市场经济带给东北三省的是迷惘。上一世纪90年代前后，东北大批的工程技术人员纷纷南下，沈阳变压器厂就有上百个技术人员和技工在温州打高工。

　　东北老工业基地主要形成于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当时完全是出于国家战略角度的考虑，将前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156项重点项目中的58个安排在东北三省，这些重点项目主要集中在机械、石油、化学和冶金等行业。“一五”期间，国家在东北三省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高达124.34亿元，占全国的20.33%。“二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83.67亿元，比“一五”增长了42.5%，工业总产值达到1413.4亿元，比“一五”时期增长了120.5%。同时东北地区围绕“一五”、“二五”的重大项目，又投资基础建设资金316.6亿元，建成了各类国有企业5683个，涉及八大部门，三十多个行业，工业体系更趋完善，老工业基地基础更加牢固。在这之后，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发展的需要，仍然在投入，一直到1985年的“拨该贷”。这一工业发展史，使东北三省的重化工业结构被“固化”。

　　然而对于吃惯了指令性计划“饭”的东北三省来说，市场经济使东北成了“弃儿”。到上世纪90年代，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等诸多矛盾全部呈现出来。外电把东北三省的工业称为“夕阳工业”，视为现代工业的“恐龙”。也就是在这以后，东北三省开始怀疑“源”字号工业，同时三省在战略定位上开始左右摇摆。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从1993年到2003年的10年时间里，三省几乎都先后调换了4任省长，一任省长有一任省长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由于篇幅的限制，不可能把每一个省的每一任省长的发展战略一一列出。而正是战略定位的不确定性和迷惑，加上各种问题的突出，破产、倒闭、大量的产业工人下岗、开工不足、设备老化、三角债、银行呆账资金等等，使东北三省在战略定位上始终找不到自己的感觉。在外人看来，昔日东北老大哥已走向沉沦。

　　然而记者无论在沈阳、鞍山、大连，还是在长春、哈尔滨、大庆等地采访，仅从外表来观察，看到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里的活力和城市张力尚在，完全不像外地人想象的那样落魄。

　　表面的判断毕竟代替不了现实。据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初期东三省人均GDP不同程度地高于全国人均水平。1978年辽宁、黑龙江、吉林的人均GDP相当全国人均GDP水平的179%、149%和100.5%。但到了1992年，辽宁、黑龙江已分别降为162%和110%，吉林大体不变。2002年，辽宁、黑龙江、吉林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163%、128%和104%；1978年东北三省人均GDP高于广东和福建，但到2002年浙江、江苏、广东和福建人均GDP都先后超过辽宁，并明显高于黑龙江和吉林；1978年东三省GDP占全国GDP总量在13.5%，1992年下降至10.9%，2002年为11.33%。

　　数字是枯燥的，但它为东北三省的定位提供科学依据。从这一组数字中不难发现由高到下降，后又有所上升。显然这不能判断东北是从辉煌走向衰落。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把东北三省的定位搞清了，就不难发现东北三省是在何处丧失了竞争力。

　　21世纪初，随着西方制造业向中国内地的转移，辽宁率先明确了自身的定位，要加快机械装备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的发展，黑、吉也紧随其后，只可惜东三省对自身定位的困惑认识来得太晚了一些。

　　热衷于项目的成因

　　东北老工业基地所存在的问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显现出来，那时全社会就开始关注“东北现象”。迄今为止，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任务已经过去了10年。客观地说，10年来，东北经济也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但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到2003年，东北三省的经济总量仅相当于广东省。

　　早在7年前，当时曾任辽宁省省长的闻世震就明确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其关键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这其实是整个东北面临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无论是来自上层和下面，几乎都形成一个共同的结论：“有项目，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正是在这样一个出发点上，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省里到中央各部委去跑项目，各市到省里去“靠”项目，由于近几年中央的项目也在相对的减少，同时东北三省也不在战略考虑之内，所以近几年到部委跑项目的热情也不同以往那么高了。但靠项目来振兴已成为东三省一个固定的“振兴之路”。

　　记者在东三省采访，无论是来自企业的领导者，还是企业的产业工人和普通的市民老百姓，不少都存在着这种倾向：

　　“这回东北好了，中央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给项目，给政策”。

　　“我们是亲儿子，国家能不把项目给我们国企吗？”

　　“有了项目就有了钱，这回东北的国有企业日子就好过了。”

　　去年10月底，国家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启动，2003年第一批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国债项目计划的通知刚刚下达，就对东北三省的100个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批准立项，第一批100个项目，总投资额为610亿。辽宁占52项，总投资额达442.1亿元，占全部投资额的72.5%；黑龙江获得37项，吉林获得11项。这些项目中有些是新上的，有些是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的专项资金和项目。

　　然而就是这100个项目，在东三省所引起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在吉林省的政协会上，有的委员认为吉林获得的项目少，在发言中说：“拿不到项目，体现吉林省政府无能。”“还是辽宁的薄熙来有本事，100个项目，辽宁占了一半还多。”在2月11日的两会上，黑龙江的省领导督促各市的领导，赶紧向省里报项目，各市也要有一批好项目，越多越好。目前黑龙江省已谋划了近700个大的调整改造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了3500亿元。

　　很显然，在东北的上上下下看来，有了项目，就解决了“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的问题。抓项目成为东北三省各级政府的工作中心。其实今日的抓项目和昨日的跑项目是“一脉相承”的。有一点是不能回避的，抓项目是最能让人看到政绩的，同时也是经济工作中最直接了当的工作。项目一确立，就可以大干快上，并能热火朝天，一年下来也便于检验工作的成绩。在很多领导看来，项目还能直接体现在GDP的增长上。去年初，沈阳市政府把2003年定为“项目年”，年底，政府把经济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归于“项目年”。有人对“项目年”提出异议，政府领导理直气壮地说：“政府不抓项目谁来抓。”还有的领导说：“有了项目，就有了发展的基础；没有项目，美好的愿望只能是空中楼阁。”

　　东北三省，正是在这样一个上下都普遍认同的理念下，比学赶帮超的“抓项目”。

　　然而，有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地说：抓项目不是市场经济，是计划经济的另一变种。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宋冬林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人为的搞项目，抓项目，会更加的远离市场。宋冬林担心，如搞不好，中央批的100个项目，还将会使东北三省的铁三角结构更加“固化”。

　　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家武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几十年都是在指令性计划运行的东北三省，不仅仅是形成了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同时还是一种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想方式，它的基本原则、它的运作方式和规律、它的精神本质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深入到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之中，并成为一种“习惯”，这不会随着经济体制的改变而立即发生改变，还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影响，我们还会不自觉地用计划经济的思想方式来思考市场经济的问题，还会用计划经济的原则方法来处理市场经济的问题，这就不难理解我们的政府为什么热衷于抓项目了。

　　政府角色的错位

　　项目是经济发展的载体。抓项目、谋发展，这本身无可非议，技术改造项目要上、招商引资的项目要搞、各类工程建设项目要干，而问题的关键是这些项目的主体是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其实早在去年8月3日，在温家宝总理与东北三省的党政领导关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座谈会上，就项目问题就有过很激烈的交锋。在那次座谈会上，三省都拿出一些需要中央批的项目。温总理在听了这些项目的汇报后说：“今天，所有这些项目我都不能作回答，我希望把这些项目都交给企业去论证。”也就是在那次座谈会上，温总理就项目和政府的关系谈了很多自己的观点，他说：“每一个项目都得主要靠市场来决定和选择，最终效果还得靠市场来检验。政府主要制定规划和政策，营造投资、创业和发展的良好环境。政府不能代替企业定项目。”他还说：“要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从根本上摆脱计划经济的思想羁绊和传统的做法，改变那种单纯地靠增加投入上新项目、主要靠政府运作和国家支持的思想和做法。”

　　据说，在那次座谈会上喊着“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要准备上大项目，以项目带动”口号的一些人，最后被搞得灰溜溜的。

　　然而，东三省各级政府对抓项目仍是热情高涨。在东北三省的各省两会上，记者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振兴东北的话题中，政府领导谈得最多的是项目，而代表和委员们谈得最多的、最关心的话题是如何改善经济环境。一方是抓项目，一方提出要抓环境，这形成极大的反差。

　　改善市场环境，显然是说给政府官员们听的。其实这一话题的实质是指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政府应该如何定位，政府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角色。

　　2月13日，记者在齐齐哈尔市采访，记者随处可见这样的标语：“全党抓企业，全民搞招商”。很显然，当地政府是要表达一种对经济工作的重视，但从另一方面不难看出政府对自身角色的定位。

　　至于环境建设，各地政府更热衷于硬环境的建设，当谁提到软环境时，政府官员们振振有词：该下放的审批权力都下放了，再下放权力，那只有我们什么也不管了。其实官员话中的一个“管字，就活画出东北一些地区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的认识误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东北三省中存在着一种谁也不愿“碰”的问题，即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什么。一方说是体制问题，一方说是结构问题。谁都承认两个问题都存在，但政府在选择上，就体现出艺术的高超性了。首先政府不否定体制性问题，但在两个问题的排序上政府首先是把结构性问题放在第一位。

　　而现实，结构性的矛盾和众多问题掩盖了体制问题，体制改革的滞后又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政府已习惯和适应对一切的“大包大揽”，这在政府看来是他们“天经地义”的角色。

　　2001年12月12日，时任辽宁省省长的薄熙来带领全省14个市6800人的庞大队伍到外地去招商，这样的招商队伍可称得上是“史无前例”了。近年来，在东北各地，招商已经成为政府的主要工作。这不难看出东北三省的政府是一个强势的政府，政府成为配置资源的主体，而这一角色的错位，使很多经济工作最后都变得“事与愿违”。

　　2月20日，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邵晓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政府不能替代市场。政府要做的是推动市场化的建设，尤其是东北三省的政府必须要有这样的市场理念。为什么要让市场配置资源，而不让政府配置资源，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所决定的，同时在东北经济的转型时期，政府来做成本是很高的。

　　据有关人士透露，到2002年，辽宁省的呆账资金高达1910亿元，而中央政府可认账的也就100多亿元。很显然更多的是政府在“管”中所支出的成本。

　　记者无论是在大连新船重工、鞍钢、一汽、哈电集团等国有企业采访，还是与三省的一些民营企业老板交谈，来自企业经营者的普遍看法是：东北振兴其关键是体制的创新、政府职能的转变，越位的退出来，错位的调过来，政府更要先解放思想，研究振兴主要还是研究研究政府，找准自己的定位。

　　邵晓光教授还说：东北振兴，政府不能大有作为，政府施展宏图是在非市场领域，这才是政府所要担当的角色。

　　权力和利益下的“产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要把应由市场行使的权力还给市场，切实转变政府的职能，从而实现政府体制的创新。然而在东北三省的现实经济活动中，面对与市场经济体制不匹配的政府权力体制时，面对政经合一的权力垄断和利益驱动时，市场失灵，局部利益和部门利益得以发挥。

　　体制上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背离，就直接表现在生产关系上，而生产关系变革的核心是利益格局的变化及利益再分配。

　　管得越多，利益就越多，这在东北三省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

　　沈阳的一位民营企业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量的资源仍掌握在领导者手中，虽然近两年沈阳在出让土地上更加公开和市场化，但政府仍有大量可寻租的余地，信息资源、政策资源、支持和倾斜的力度等等还很多。

　　“管”和资源都在政府手中掌控，尤其有的当权者把这种权力不断地放大，这自然而然地就为权力带来了“租金”，寻租的市场发挥着效应。

　　在东北三省采访期间，有很多人对记者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首先要反腐败。腐败成为东北现象中的“新东北现象”。

　　沈阳的“慕马大案”震惊全国，涉及副局以上干部近50人。沈阳的盖子被揭开之后，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等人也相继被查处。2月24日，中纪委又公布了对湖北省原省委副书记、省长张国光查处决定。对于张国光，很多人都不陌生，他在2001年前曾任辽宁省省长，还担任过多年的沈阳市市委书记。在黑龙江省，有关买官卖官等腐败问题被中纪委查处，在吉林省也有高官被“双规”和查处。据中纪委公开的查处案件和官员来看，东北三省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国内其它地区。

　　由于东北三省的腐败现象，使得一些企业家把东北三省视为投资的“高风险区”，其原因很简单，腐败给投资带来很多不确定性，而且其成本太高。

　　今年1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辽宁省省长薄熙来、吉林省省长洪虎、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己就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有关政策、措施和最新进展情况，分别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在三位省长的讲话中，都谈及到一个共同的话题———关于反腐败。薄熙来说：“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清明、廉洁、法治的社会，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将会困难重重。”在辽宁工作20年，先后做过县官、市长、市委书记、省长的薄熙来对这一现实的问题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腐败，这一“新东北现象”，不能不说是在权力和利益下的一个特殊“产物”。难怪东北的一些老百姓说：东北干部的腐败像“走马灯”式的，都成了“连续剧”了。

　　在由官本位、崇尚权力、完全遵循什么都由政府出面和来管、权力可以交换成既得利益所构成的社会里，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扭曲的。全民创业的环境不具备，而是具备一夜暴富的环境。个人创业太难，其交易成本太高。记者在东三省采访中发现一个带有三省共性的现象，具有规模的大的民营企业不多，三省的民营企业大都从事餐饮、娱乐、桑拿、流通和房地产等行业，很少有从事制造业的。按理说，对于东三省这样一个工业门类相对比较齐全，资源、人才、技术、工业文化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区域，民营企业本应该进入制造业领域，可这里有上游，没有下游，为什么东三省的民营企业竟远离这些行业呢？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宋冬林教授对这一现象分析说：其关键在于东北民营企业进入市场靠的是和政府的关系。甚至，东北一些民营企业的发展靠的是黑、白两道，一种是涉黑，一种是找官员。

　　很显然，在以沈阳刘涌为代表的涉黑“经济”，在东北是最为典型的了。而房地产、娱乐业等“一夜暴富”的行业，不能不说和权力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用权力交换，彼此都可得到的利益，这一市场显然是畸形的。而这一“市场经济”状态下的“产物”，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确立、对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都是具有破坏性的，同时把民营经济引向了歧途，因为市长比市场更灵验，权力主导着市场。

　　挥之不去的“国企”情结

　　在东北三省采访，无论是政府的官员层面，还是在企业层面，或者是在普通百姓的社会层面，一提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人们自然而然就想到的是国有企业和重化工业，仿佛振兴东北就是振兴国有企业和装备工业。

　　哈尔滨电机厂重型车间主任智忠生，1971年进厂，今年已51岁了，近两年企业效益好，加上时下振兴东北热潮，他仿佛又找到了东北老大哥的感觉。他说：“国家要强盛，只有靠国有企业，我们已等待了好多年了，这回东北人的日子该好过了。”其实在东北，很多人的心态都和这位车间主任一样。

　　一度被称为“中国工业摇篮”的东北三省，从钢铁、化工、重型机械、汽车、造船、飞机到军工，各类工业大项目是星罗棋布。而主宰这些工业体系的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比重大，国有企业量大、面广，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占全国15%。这就使东北人“与生俱来”有一种国家“离不开大儿子”的感觉，由此相当多的领导习惯于用传统工业的思想模式来思考区域发展和振兴东北的战略及策略。

　　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会长王植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立足点仅仅放在国有企业和重工业上，这对振兴东北是一种障碍，这本身就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

　　在一些人看来，中央既然决定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就肯定会给钱、给项目、给政策，而受益的就是国有企业。同时很多地区为了跟上振兴的步伐，把“宝”都押在了装备工业和国有企业上。

　　据资料显示，截止到2002年底，东北三省的中央企业及三级以上工业企业有400多户，资产总额6096亿元，实现销售收入5092亿元，利润总额470亿元。企业户数只占东北三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的9.5%，资产总额、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占46%、72.1%和81.5%。而首批的100个项目，大都落到这些企业。

　　从这一组数字中不难发现，大量的国有资产，重化工业支撑着国有经济。几十年来始终提的结构调整的问题，解决的效果并不明显，反而可能被固化。从数字中不难看出，东北三省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就在非公经济上。

　　有人说：东北三省的经济是“运动”式的经济，是“战役”式的经济，习惯大干快上的“大跃进”式的“赶超”经济。在很多人看来，国家大投资，上大项目，这样就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而实现这样的经济形态，也只有在有组织、有单位的群体中展开，而国有企业也正是实现这一经济形态的最佳“载体”。国企“情结”是根深蒂固的。

　　在振兴东北中，东北人走进一个误区，那就是“比肩”西部开发。然而只要有心人稍微冷静一点就不难发现，两地是有本质差别的。一个是西部“开发”战略，一个是东北“振兴”战略。而国家早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前，对东北就明确指出：新形势下调整、改造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不仅仅是解决国有大企业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振兴装备工业的问题，而是促进东北的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既要解决国有企业问题，同时要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发展国有与非国有相互融合的混合经济。

　　其实，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早已证明，国有资本的比重正是以每年2个百分点下降，才有今天的成果的。

　　来自三省的很多有识之士，希望媒体给予强烈的呼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真正的希望就在中小企业这一块上。中小企业的发展，才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才有活力。有权威人士说，大企业从来就是和市场经济不合拍的，大的国有企业困难期基本已经渡过，不给它政策，它也一样会好，决不能被一些人打着大国有企业的旗号所迷惑，给中小企业的政策是雪中送炭，给大企业的政策是锦上添花，大企业历来是“会哭的孩子”，政府在振兴中重点就是把软环境搞好。

　　由此，有人总结，在振兴东北中出现了三种新现象，即重国有的，轻民营的；重外，轻内，如很多招商引资、改组、改造的项目，外资高于内地的，外地的高于本地的民营企业；重大，轻小。致使三省的民营企业对振兴兴趣不大，一位民营企业家说：“政府一直把我们看成是局外人，有机遇我们也沾不上边，人家不带我们玩，对发展民营经济是虚的多，实的少。”而在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对待上，吉林省国土资源厅的一位干部竟公开说：难道我们不保护国有企业的利益，还要保护个人私人企业的利益？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需要激活的是市场的力量，而国企“情结”，人为的“画地为牢”，使振兴仍是在旧体制、旧框架、旧思路上运行。外表看起来“振兴”搞得很热闹，而来自市场本身所能激荡的力量和“勃勃生机”找不到。

　　无法回避的“包袱”

　　昨日的行业老大，今天很多都虚而不实。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都曾是我国机床行业的“十八罗汉”和“八大金刚”之一。近两年市场有了需求，企业有活干了，一线工人每月也能拿到上千元的工资。然而两个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二机床是上万人的企业，目前下岗的有4000多人，退休的3900多人，在岗有3800多人。第一机床厂和第二机床厂的银行呆账之和，已达13.1亿元。第二机床厂的资产负债率几乎远超过100%，早已资不抵债。

　　哈尔滨的“三大动力”———哈电集团，有着中国“动力之乡”的美称。哈锅炉厂、哈电机厂、哈汽轮机厂是中央直属管理的国有骨干企业集团，截止到2002年底，集团员工总数4.2万人。近年来随着市场的好转，哈电集团去年实现销售额和利润额都是历史最好的，实现销售收入57.37亿元，然而这样大的销售额，利润仅为4480万元。目前已签定的正式合同为522.79亿元，合同已签到2006年的了，足以干5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上世纪90年代期间，哈电集团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和重组，将三大动力厂和哈电站组成股份公司，并于1994年12月在香港H股上市，而原生活、后勤等服务部门组成实业开发总公司，企业的众多包袱由集团背着。由于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企业办社会”，在集团中职工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企业无所不包，学校、洗澡堂、公检法、医院等社会机构，就连理发店都有，这些包袱企业已背了多年。据了解，三大动力厂每年每家要拿出2000万元来解决这一现实问题，3家就是6000万元，而这6000万元是企业的纯利，所以哈电集团销售额很高，而利润高不上来。

　　类似这样的国有企业，在东北三省很普遍。有的企业领导对记者说：“企业除了火葬场没有，剩下只要社会有的，企业都有。”

　　客观地说，对东北三省历史所造成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孤立、片面地看待问题，不是应有的态度。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震荡”不能不说与1984年的“拨改贷”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而“拨改贷”也是在国家认识到再也不能走“管吃管填”的老路子而做的“自我割腕”的痛苦抉择。拨款改为银行贷款，这使很多在建项目背负起沉重的银行债务。仅吉化30万吨乙稀工程，总投资达196亿元。后来被证明，这种沉重的银行债务负担，成为东三省企业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后的“三角债”几乎把企业拖垮。到1993年，国家逐步取消了计划调拨和价格管制，放开了产品市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企业被彻底地推向了市场。而这时，国有企业多年积累的“痼疾”显露出来：产品已被新兴企业所占领；国企设备老化，已不适应市场竞争要求；长期积累的应收账款难以收回，银行债务压得企业抬不起头；资源趋于枯竭，整个产业步入衰退期，等等。在“不改造等死，改造找死”的环境下，只能苦苦等待，等待国家支援、等待政府帮助、等待市场能分一杯羹。在“等、靠、要”的观念支配下，东北的企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

　　东北曾创造过辉煌，为全中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同时，东北也承受着改革的压力，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尤其是东北三省的产业工人，付出的代价可以说是巨大的。目前，东北国有企业有近500万的下岗大军。辽宁省省委书记闻世震说：“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根本的是落实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央作出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决策，给东北的产业工人带来希望，也是对几代产业工人无私奉献的回报。”

　　近年来，辽宁在振兴老工业基地中，应该说是先走了一步，加快了主辅分离的步伐，相继落实债转股、核呆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仅鞍钢“债转股”达64亿元。用3年的时间，全面完成社保试点工作，累计实现并轨175万人，累计做实个人账户基金88亿元，两年来实现就业和再就业180万人。老工业基地初现生机，开始走上振兴之路。

　　然而，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关于冗员、关于债务、关于分离企业办社会等问题仍没有解决。两省需解决社保人员就有300多万人，即使是分摊，企业和当地政府也很难筹集到钱，但这又是必须卸的“包袱”。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员杨明远说：“项目可以用市场的办法，但社保这一块，中央即使是勒紧裤腰带，也要多拿些钱，帮助东三省把这一门槛迈过去，这不是索取、不是伸手，这是对历史的补偿。”

　　尾声

　　从山海关上火车，一路北上，坐在列车里，会经常看到迎面开来的一列又一列满载着原木、粮食、原油、钢铁、汽车、煤炭……的列车，由关外开往关内。每天不知有多少这样的物资运往全国各地，东北三省是一片富饶的黑土地。

　　1959年，大庆油田第一口基准井喷油，中国一举甩掉贫油的帽子。迄今为止，大庆油田累计上交税金4061亿元，承担原油价差4190亿元。与此同时，大连机车车辆、大连造船、鞍钢、沈飞、一汽、东重等大企业同样成为东北经济的重要象征。每年600亿公斤的粮食产量举足轻重，黑土地还是共和国的天下粮仓。

　　据资料显示，东北三省原油产量占全国40%，木材的产量占全国的50%，汽车的产量占全国的25%，其中重型卡车的产量占全国的50%，造船的产量占全国的1／3，重型装备制造业和重要军品生产的地位十分突出，农业商品粮占全国的1／3，这就是东北三省的父老乡亲对共和国的付出。

　　在这片富饶的热土上，在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中不知上演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东北贡献了“工业宪法”，贡献了老孟泰精神，贡献了铁人榜样，贡献了雷锋精神。而即便是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第一个“租赁企业”，第一个“破产企业”，第一个境外上市的国有企业，第一个国内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这里不知创新了多少个中国第一。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宇航员杨利伟是辽宁人，最近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黄土之父”刘东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王永志也是辽宁人。东三省无论是科技，还是体育、文化等领域都向全国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即使在东北三省承受着改革巨大的震痛的时候，东北的小品和笑星不知给全中国带来多少欢笑。

　　有着率真、豪放、勤劳、善良品格的东北人，在经受了变革和转型的一次又一次的阵痛之后，变得更加坚韧、务实、果敢，他们深知这片热土最缺的就是商业精神，东北人正以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去融入这伟大的变革时代。人们完全可以相信，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东北人会展现他在市场经济中的力量。

　　一个“新东北”一定能在振兴中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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