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外商银行为何误导人民币浮动？

　　——严批以高盛胡祖六为首外商行对人民币汇价的误导观点

　　引言：如果政府听从香港外商银行的意见而调高人民币汇价的话，则已经流入中国的热钱将立刻受惠，而中国政府将败于国际炒家之手。以后类似的热钱将不断的流入，中国政府将穷与应付。索罗斯当初袭击港元之时，香港有好多家外商银行即同时参与炒作。因此我有理由怀疑这次又是另一次的外商联合大炒作。我甚至怀疑其中一部分热钱即是这些鼓吹人 民币升值的外商所为。

　　斯诺九月三日与温家宝会面前，特别与高盛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共进早餐。胡祖六对媒体指出，斯诺表示此行的目的是向中国领导人表示美国政府希望中国采取更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斯诺与温家宝会面后表示，美国的目标是得到中国的承诺，让货币朝自由浮动的方向前进，而且他也强调自由市场主导的浮动汇率制度对全球金融体系顺畅运作至关重要。类似的说法在香港屡见不鲜，而且都是由外商银行所提出。

　　举例而言，高盛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在九月三号和四号两天在信报发表有关他对人民币汇价的看法。我虽然并不关心他的看法，因为他的研究并不是严谨的学术论文。但是他的看法基本上却代表了香港几乎所有外商银行的看法。包括胡祖六在内，香港外商银行的看法基本可描述如下。

　　第一，香港外商银行指出世界各国大多采行浮动汇率制度。例如胡祖六九错误的指出“…这些沉痛的教训值得中国认真吸取与借鉴。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固定汇率所存固有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大多数国家都施行了浮动汇率制。…”

　　第二，香港外商行几乎一致的认为人民币升值不会影响我国出口，所以升值10-20%又何妨。而且坚挺的人民币还可以刺激中国出口产业向高附加值移转，提高生产率。

　　第三，为了有效应对国际市场的冲击，外商银行认为中国有必要实施灵活汇率，以避免国内与外部经济严重失衡。例如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就犯了一个错误而继续维持披索与美元挂勾机制，最后导致1994年披索危机，……至今墨西哥的经济还未复原……而且包括高盛在内的外商银行总是将亚洲金融危机归之于固定汇率制度。

　　这些说法只有两个目的，希望人民币升值或是浮动。我必须指出我不同意香港外商银行的看法。我的观点如下。

　　第一，我们将全世界167个国家所采行的汇率制度分成固定汇率制度，管理型浮动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三种。其中固定汇率制度包括了香港的联系汇率，中国目前所采行钉住一种货币的制度，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制度。管理性浮动汇率制度包括了根据原则干涉汇率和根据酌情权干涉汇率两种。

　　在1970-1999的三十年间全世界有65。4%的国家采行固定汇率制度，有20.4%的国家采行了管理型浮动汇率制度，但只有14。2%的国家采行了浮动汇率制度。以此数据看来，世界各国采行固定汇率的国家还是占了大多数，而不是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但我必须提醒读者，各国采行较为浮动制度的比例有着逐年上升的趋势。

　　1。在前十年(1970-1979)全世界有84。8%的国家采行固定汇率制度，而此比例在中十年(1980-1989)和后十年(1990-1999)分别降到了68。4%和46。6%。

　　2。在前十年全世界有11。0%的国家采行管理型浮动汇率制度，而此比例在中十年和后十年上升到了22。5%和26。4%。

　　3。在前十年全世界有4。3%的国家采行浮动汇率制度，而此比例在中十年和后十年上升到了9。1%和27。0%。

　　我们观察前述数据可以的出一个比较有趣的结论，以前十年的数据来看，世界上有八成以上的国家采取了固定汇率制度，而采行了管理型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只有一成多，而采取浮动汇率的国家不到半成。但以后十年的资料来看，世界上有一半的国家采取了固定汇率制度，而另外一半的国家采取了管理型浮动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因此外商行所谓世界各国大都采取浮动汇率制度是错误的。

　　第二，如果政府听从香港外商银行的意见而调高人民币汇价的话，则已经流入中国的热钱将立刻受惠，而中国政府将败于国际炒家之手。以后类似的热钱将不断的流入，中国政府将穷与应付。索罗斯当初袭击港元之时，香港有好多家外商银行即同时参与炒作。因此我有理由怀疑这次又是另一次的外商联合大炒作。我甚至怀疑其中一部分热钱即是这些鼓吹人民币升值的外商所为。

　　第三，外商银行简单的将墨西哥与亚洲金融危机归纳为固定汇率制度的所产生的问题。以实际数据来看，这些国家的金融问题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汇率问题就能够解释的。

　　导致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银行贷款亏损的增大引起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当金融市场放开管制时，贷款额大量增加，其中银行给私有非金融部门的信贷加速上升。由于银行监管当局监管不力以及银行机构内缺少专业人员监控借款者，贷款的亏损额开始攀升，引起银行净值(资本金)被侵蚀。这意味着银行越来越缺少放贷资源，而这种放贷的缺少最终将引发经济活动中的矛盾。

　　另一个促成墨西哥金融危机(东亚危机则不同)的重要原因与美国19世纪20世纪初的经历一致，即国外利率的上升。1994年2月开始，美联储开始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以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尽管此举对抑制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非常成功，但却对墨西哥的利率造成了压力。于是，墨西哥中央银行提升了利率，以保持外汇市场上比索的币值。利率的上升直接增大了墨西哥金融市场的风险，因为更多高风险的企业参与金融借贷。

　　与美国19世纪20世纪初同样类似的是，股市的不确定的涨跌是加速墨西哥、泰国和韩国金融危机的另一因素。(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股市伴随危机初始同时下跌)。1994年墨西哥的经济受到了政治动荡的冲击，增加了不确定性，尤其是执政党总统候选人Luis Donald Colosio被暗杀，南部Chiapas州的叛乱。到1994年12月中，Bolsa股票交易所的股价几乎从1994年12月的最高点下跌了20%。1997年1月，韩国的主要大集团公司汉宝钢铁倒闭。这是10年内第一家破产的大集团公司。此后不久，Sammi钢铁与Kia Motors亦宣告破产。在泰国，主要的房地产开发商Samprosong Land于1997年2月初无法支付外债。原先严重依赖房地产市场的金融机构开始遭遇困境，他们要求泰国中央银行提供80亿美圆的贷款支持。6月，泰国主要的金融公司，Finance One，为国内外的放贷者带来了巨额亏损。这些事件增大了泰国和韩国金融市场的总体不确定性。两国证券市场均大幅跌落。从1996年初的最高点，韩国股价下跌了25%，泰国股价下跌了50%。

　　此时，投机性攻击开始在外汇市场上呼风唤雨，把这些国家带到了更加深重的危机中。随着Colosio被刺杀，Chiapas州的叛乱，银行部门的日渐脆弱，墨西哥比索遭受了投机袭击。尽管墨西哥央行进入外汇市场干预，迅速提高了利率，但依旧不能阻止攻击，被迫于1994年12月20日宣布把比索贬值。在泰国，对巨额往来账户赤字和脆弱的金融体系的担忧，加上Finance One的倒闭，使投机攻击得以成功，泰国央行被迫允许泰铢向下浮动。之后不久，投机再次攻击此地区其它国家，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韩元均崩溃。

　　墨西哥和东亚国家债务市场的制度结构与货币贬值互相作用，彻底把经济推向了金融危机。由于这些国家中众多公司的债务是以美圆和日圆等外币为计量单位的，本国货币的贬值增加了他们的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债务负担，即便他们的资产价值并未变化。当比索截止1995年3月贬值一半，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韩国的货币截止1998年初贬值1/3到一半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了大额的负值。这种负面的冲击对印度尼西亚影响最大。其货币比值减少了创记录的80%，致使众多以巨额外币计量外债的公司资不抵债。

　　货币的崩溃也引起了这些国家实际和预期通货膨胀率的攀升，市场利率飞速上冲(在墨西哥突破了100%)。由此引起的利息支付额的增加又引起了家庭和公司现金流量的减少，于是更加恶化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新兴市场国家，如墨西哥和东亚，其债务市场的一个特点是债务合同期限非常短，典型的少于一个月。因此，这些国家短期利率的上升意味着对现金进而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家庭和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使贷款人越发不愿意贷款。

　　此外，货币危机之后，股市也崩溃了。墨西哥市场从其最高点下跌了50%，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市场下跌了50%至80%。

　　外国放贷者急于把他们的资金抽出墨西哥和东亚等危机国家，他们的确也这样做了。1993年，外国进入墨西哥的投资一度达到200亿美圆，现在则出现了倒流，到1994年第四季度，流出墨西哥的资金一年就超过了100亿美圆。同样在亚洲，原本流向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的资本发生了倒向流动，1996年流入资金为1000亿美圆，而到1997年则流出100亿多。贷款额的急速下降导致了经济活动的崩溃，GDP增长也随之迅速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