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评论：资本账开放是经济发展必由之路

　　易宪容

　　最近，随着人民币是否升值讨论的深入，资本账开放问题也引起了国人广泛关注。对其关注是好事，但有文章指出，国人要警惕全面开放资本账之陷阱，这种说法就有失偏颇了。因为，80年代以来，尽管随着金融自由化发生了不少金融危机，但是这段时间以来金融市场与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也是不可否认之事实。金融自由化作为一把两刃剑，我们不应去回 避它，而应该如何来化风险为利益。

　　一般来说，资本账开放就是解除资本账下的资本流动管制。它一是指取消跨境资本交易本身的管制；二是取消与资本交易相关的外汇管制。因此，资本账开放可以是资本交易的放开，也可以资本账下的汇兑自由。

　　无论是人民币是否升值问题关注，还是CEPA签订，QFII的出台，QDII的推出，香港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等等。这些都涉及到人民币资本账可兑换的问题。由于在WTO条款中对人民币资本账没有承诺，人民币的资本项目下什么时候可兑换完全在于中国政府视国内外情况之判断。

　　不过，最近有人认为，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资本账开放可以会成中国经济发展之陷阱，因此，中国政府应该严守关口，不到条件完全成熟决不可开放。这种说法没有什么不可，但这是人民币资本账开放政策较好的选择吗？国人对资本账开放现状了解多少？人民币资本账开放难以进行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在哪里？可以找到化解之路吗？

　　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中，外汇体制改革应该说是进展最为顺利的。1994年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实现了人民币经常账有条件可兑换。在此改革的基础上，从1996年12月1日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第2、3、4款的义务，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这是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的第一步。本来在此基础上，计划在5年后实现人民币资本账下完全可兑换。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个计划嘎然中止，1999年6月10日，正式施行全面停办非贸易项目的境外人民币结算业务。

　　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之后，国际间不少知名学者此次危机在于这些国家资本账开放过早的结果，并由此判断，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还不具备资本账开放的条件，对资本账开放要更谨慎的态度。可以说，亚洲金融危机，既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金融监管敲了警钟，也使中国政府对外汇体制改革保持慎重的态度。

　　但实际上，从中国外汇管制中，国际收支资本账的30个子项目中，管制较严只有5项，不过，这5项是国际金融市场最为活跃的项目，如对外直接投资项下流出、居民对外股本证券投资、居民对外发行债券、居民在境外购买债券和居民借用外债等都采取严格管制。

　　尽管管制项目少，但也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弊端。第一，对外汇有效需求的严重压制。因为，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是建立在强制结售汇与中央银行对各商业银行实行限额管理的基础上的。由于外汇供求完全操纵在国家手中，国家既是外汇的供给者，又是外汇的需求者，外汇汇率的形成由非市场的国家决定。从而使得企业与外汇银行失去了对外汇的投机性或预防性需求，而仅仅满足于交易性需求，造成了外汇需求被人为的压制。由于受到外汇管制，资本的进出更不能随心所欲，因此，对外汇的个人评价与国际市场信息是毫无价值可言的。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既无法进行国内外价格的正确折算与比较，也无法真正了解实际比较成本与比较利益，也无法让人民币汇率成有效的国际市场信息。

　　第二，资本账的严格管制，还会使得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大打折扣。因为这种汇率制度取消了国内企业的所有现汇账户，并规定出口企业的外汇收入必须全部结售给外汇指定银行，企业进口购汇也须持经严格审批的进口许可证等有效凭证，并且须按外汇指定银行的当日牌价交易，这实际上等于在时间、价格及数量等方面对企业的外汇买卖施加了严格限制。这也意味着中国对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实际上使人民币无法成为可兑换货币。

　　第三，从国际以往的经验来看，一国在实现经常账可兑换的同时而对资本帐进行管制，必然导致利用制度上的漏洞进行资本外逃。如在进出口贸易活动中高报进口或低报出口，通过对外投资的资本外逃，借助境外融资实现资本外逃等。还有在现行“经常项目可兑换，严格区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体制下，市场参与者趋利避害的本性必然会导致大量资本项目交易混人经常项目交易的情况。可以说，这种资本外逃不过是资本账管制下的产物；在资本账开放的条件下，资本流出入是一个正常现象了。

　　第四，在严格的外汇管制下，非自愿或非自由的结售汇使企业无法真正地自主经营；无法面向国际市场；使得企业认为创汇再多也是国家的，自已从中获得益不多，挫伤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使得企业外汇需求的能力受到严重压抑，从而失去了规避外汇风险的动机、能力与条件等，由此，降低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还有由于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外汇供求关系主要反映在经常项目，资本项目不包括在内，这就必然扭曲了人民币汇率的合理性，使得国内价格体系无法与国际价格体系相对接，并通过合理的汇率水平向国内的生产企业提供正确的信息。

　　第五，在资本账严格管制下，国家的外汇储备、居民的金融资产都处于低效或无效的运作下。因为，国家对金融体系的严格控制，居民可选择的投资机会甚少，其资产除了纳入政府管制的轨道上，别无他途。这样不仅容易把整个经济的风险都集中于国内金融市场上，从而影响金融安全。上述的种种困境，不仅不能改善中国资本帐开放的条件，反之，还会使其条件进一步恶化。

　　事实上，资本账开放虽然有风险的，更重要的是会带来收益。近些年来，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边境贸易中，人民币已经被普遍用作支付和结算的硬通货，人民币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可以自由地兑换，在越南、缅甸等国家，人民币可以全境通用，一些国家甚至官方正式承认和公开宣布人民币为可兑换货币。正是这意义上，赵海宽曾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更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人民币也应该成为世界货币之一，最少应该能够发挥一部分世界货币的作用。因此，人民币资本账可兑换再一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如果人民币资本账可兑换，不仅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之一，而且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利大于弊。因为，铸币税可以带来最直接的收益。据统计，截至1992年底，美国输出美元纸币的毛额已经超过了7009亿美元，这些钱成为其维持自身在世界政治、军事领域霸主地位的重要来源。而中国一旦实现了人民币可兑换及国际化，不仅可以减少因使用外币引起的财富流失，而且将为中国利用资金开辟一条新的渠道。人民币可兑换也会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中国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影响力和发言权。还有，人民币可兑换还可以促进中国对外经贸活动和国际交流的开展，尤其将推动中国对周边国家地区的经济贸易和境外投资，并将有力地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全球化建设步伐。同时，它还可以减少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对外贸易和金融活动中由于使用外币带来的汇价风险等。

　　事实上，资本账管制使得人民币资本账开放所面临更多的困难与问题，而且这些困难越来越恶化了资本账开放的条件。而政府则根据这些条件来确定人民币资本账开放的政策，从而难免走上恶性循环之路。本文认为，人民币资本账开放的条件应该是在大力改革过程中生成，而不是出现了这些条件后才改革。否则，不仅会加大资本账开放的成本，不利人民币资本账开放条件的生成，而且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成长。而资本账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由之路，只不过国人要有更多的准备。